当代文艺批评著作。钱钟书著。中华书局于1979年8月初版。全书共4册。中华书局又于1982年9月出版了《管锥编增订》1册。本书以札记形式，考论了10部重要古籍，即：《周易正义》(27则)、《毛诗正义》(60则)、《左传正义》(67则)、《史记会注考证》(58则)、《老子王弼注》(19则)、《列子张湛注》(9则)、《焦氏易林》(31则)、《楚辞洪兴祖补注》(18则)、《太平广记》(215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77则)。内容兼及经、史、子、集四部。作者在考论过程中，熔古今中外于一炉，涉及文学、美学、艺术、哲学、历史、宗教、社会学、心理学、民俗、考据、训诂、修辞等诸多学科。

全书庞而不杂，以文学论析为主线，其他学科围绕着文学而互相勾通，互为阐释。作者以博通古今的学识和特出的辨伪、辩证精神，打破了各学科的“壁垒”，对中西文化和文学作了很多颇富独创性的比较与沟通。书中征引到的古今中外作者近4000人，著作上万种，各类资料数万条。繁证博引固然是《管锥编》的突出特点，但其根本特色在于作者打破了古今中外时空的局限，“使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钱钟书《诗可以怨》)本书对中国的儒、释、道，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诗词书画，笔记小说等无不涉及。而且，对域外的各种人文学科，如近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单位观念诗学、风格学、系统论、语义学、哲理意义学、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流、接受美学，以至《圣经》和印度的《奥义书》等，亦无所不采。

作者在广取博纳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筛选，精心熔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至在所论及的每一个问题上，精见迭出，无不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深刻的启示。如书中对于文学创作与主体情结的关系的考证，就是典型的例子。作者从屈原《哀郢》“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之语，联类出《诗经》中《正月》、《素冠》诸篇中的诸如“心之忧兮，如或结之”、“心如结矣”、“我心蕴结”等等说辞，以及《荀子·成相篇》、《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关于“心结”的谈语，提出文学创作的动力来源于主体情结之抒泄这一重要的文艺心理美学问题，并引屈原《悲回风》“纠思心以为纕兮，编愁苦以为膺”，以及《思美人》、《抽思》等篇中类似的说法，而加以引申，指出：“情思不特纠结而难分解，且可组结而成文章。”复从古籍中征引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佛典《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观心品》、《宗镜录》中的有关材料，进一步加以引申补充。同时，还联系后世诗文，小说中大量的关于“情丝”的生动说法作为例证。于是，作出规律性阐发：“欲解纠结，端须组结。愁烦不释，则条理其思，绦缉其念，俾就绪成章，庶几蟠郁心胸者得以排遣，杜甫《至后》所谓：‘愁极本凭诗遣兴’。不为情感所奴，由其摆播，而作主以御使之。不平之善鸣，当哭之长歌，即‘为纕’、‘为膺’，化一把辛酸泪为满纸荒唐言，使无绪之缠结，为不紊之编结，因写忧而造艺是矣。”最后，作者还就中国古籍中的“心结”、“思丝”、“情丝”之说，与但丁《神曲》中的“心河”、蒙田挚友诗中的“以思念相联喻于奔流”，以及詹姆士的“意识流”或“思波”等说，加以比较、沟通，互相印证。象这种融汇中西，横跨多种学科，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出发，抉微探幽，发掘和阐释一系列重要的诗心、文心问题，匠心独运，议论精微，联类成章，确乎能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由驰骋，信然得达，毫无附会之嫌，在《管锥编》中几乎触目皆是，如关于审美过程中“杂揉情感”的问题，“易象”与形象思维的关系问题、“写忧而造艺”问题，以及“一”与“多”和“有”与“无”的关系问题等的辨析和阐发，俱是如此，难以悉举。

《管锥编》问世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研究《管锥编》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