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诗歌总集。初称《诗》或《诗三百篇》，后世儒家将其尊为经典，被称为《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这种划分，主要是根据其音乐特点，因为这些诗当初都是乐歌，可以配乐歌唱。“风”即《国风》，指当时诸侯国所辖各地域的乐曲，实际上是相对于当时周天子京都而言的各地方土乐，犹如今天所谓地方小调。《国风》作品共160篇，大多是民歌，分属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其中有的是当时诸侯国名，有的是地域名，如周南、召南、王、豳即是。“雅”大体上是周王畿乐歌。“雅”是正的意思，“雅乐”即正乐，是相对于地方音乐而言的。周人称王畿为夏，“雅”和“夏”古代亦可通用。《诗经》的雅诗多数是贵族文人作品，小部分是民歌，共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这种区别与其产生时代有关，《小雅》比《大雅》稍晚，风格比较接近《国风》，音乐上可能受到“风诗”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不同于旧的雅乐，故有“大”、“小”之分。“颂”是宗庙乐歌，即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曲，用以颂扬祖先王的功德，共乐调较风、雅和缓。共计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此外，《小雅》尚附录6篇有目无诗者。后人称为“笙诗”，可能属于过门曲之类。

《诗经》的写作年代难于确指，大体上说，约产生于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这500年间。其中《周颂》最早，约在西周初年;《大雅》大部分作于西周初，小部分在西周后期;《小雅》和《国风》大多分产生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小部分作于西周初期，《鲁颂》写于平王东迁以后，《商颂》一般认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宋国，也有人认为是商代晚期之作。

《诗经》的作者绝大部分已不可考，只有少数作品(如《小雅·节南山》、《大雅·嵩高》等)留下了作者的名字。个别作品因有其他记载，作者可以确认，如《鄘风·载驰》应是许穆夫人所作。汉人解诗，往往把某些王公后妃附会为某些篇的作者，多出于臆测，不足为据。据说古代有“采诗”制度，朝廷定期派人到民间采集歌谣，经乐官配乐，供朝会、祭祀、宴赏、征伐等礼仪场合演奏，从而保存了大量的民歌。还有“献诗”制度，可能是颂诗和贵族文人所作政治讽刺诗的来源，将这些诗篇删削编辑成书，汉人说是孔子所作，后世多疑其不可靠，因为在孔子以前，《诗三百篇》即已定型。可能是春秋中期的几代乐官集体完成的。孔子曾将此书作为教授弟子的课本，并进行校订，整理加工，其贡献亦不可泯没。

《诗经》真实而深刻地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光辉起点，特别是其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从各方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境况和思想感情。例如《邶风·式微》、《唐风·鸨羽》、《豳风·七月》等，表现了劳动者在沉重的徭役负担之下，贫困交迫的悲惨命运;《魏风·陟》、《豳风·东山》等，传达了人民群众对战争的诅咒;《魏风》中的《伐檀》和《硕鼠》则唱出了劳动者对剥削者的愤怒反抗和对理想的追求：《邶风·新台》、《鄘风·相鼠》等诗，则对统治阶级的堕落无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还有不少作品反映当时中下层群众的婚姻爱情生活，感情真率，格调健康，如《召南·野有死》、《邶风·静女》、《鄘风·柏舟》等。有些诗篇诉说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都是有代表性的弃妇诗。雅诗和颂诗虽然多出自统治阶级文人之手，但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其中有些贵族讽谏诗，如《大雅》中的《柔桑》、《荡》、《柳》、《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节南山》等，斥责昏君佞臣，暴露社会危机，有的还包含一定教训和规诫意义。《大雅》中的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周先祖的重要史迹和武功。《周颂》中有的诗篇描写了大规模的农业劳动情况，反映了周初经济的繁盛，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诗经》的艺术成就很高。其表现手法，主要有“赋”、“比”、“兴”3种。赋是直接铺陈；比是譬喻和比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大抵《国风》多用比和兴，《大雅》多用赋。这些诗风格朴素、自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真实感。诗的句式以四言为主，也杂有少量的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句。用韵以隔句相押为多，也有其他韵式，并不拘泥，自然和谐而又富于变化。在篇章结构上，多采用重章迭句往复回旋形式，以加强抒情成分，增加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和感染力。诗的语汇丰富，用词精炼生动，工于描绘，如《葛蕈》之写景，《硕人》之写人、《无羊》写羊群的形态，《东山》写亲切的想象，《氓》叙事之生动，《伯兮》抒情之婉转，《大东》的比拟和暗示，《采葛》的夸张，《君子于役》的氛围烘托，技巧都很成熟。

《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历代优秀诗人和文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受到《诗经》的哺育。《诗经》所创造的朴素、健康、积极、乐观的美学风尚，成为后世作家抵制一切形式主义浮华文风时经常标举的正面典范。《诗经》的艺术经验为中国古典诗歌民族特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诗经》的研究，后世成为专门的学问。而孔子关于“诗教”的理论，孟子、荀子说诗的原则和方法，奠定了《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关于《诗经》的考释、阐发，成为历代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代传《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诗、鲁诗亡佚于西晋以前，韩诗亡佚于南宋，而毛诗则流传至今，以至“毛诗”成为《诗经》的代名词。

《诗经》的读本及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汉代郑玄《毛诗传笺》(即所谓“郑笺”)，唐代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宋代朱熹《诗集传》，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魏源《诗古微》、方玉润《诗经原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姚际恒《诗经通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