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诗歌评论著作。钟嵘撰。《诗品》在《梁书》、《南史》都称《诗评》。《隋书·经籍志》：“《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唐、宋时期还是两个名称并行。明代以后，《诗品》的名称流行。《诗品·序》称梁武帝萧衍为“方今皇帝”，可知此书当写作于梁武帝时。又根据钟嵘自述写作缘起：“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以及《诗品》体例有所谓“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云云，大致可以推定《诗品》的写作时间是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至天监十二年(513)。天监元年即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为刘绘(士章)卒年；天监十二年则为《诗品》评论的诗人中现知卒年最后的沈约卒年。钟嵘实际写作的时间，可能还更长些。

《诗品》正文分上、中、下3卷。《梁书》本传录《诗品》序文仅为流传《诗品》序的第一部分。旧本《诗品》序有3部分，或分置上、中、下3卷之前，作为3卷的序，或以第一部分为全书的序，第二、三部分为中、下卷的序。清人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始将3部分合并，作为全书的总序。序的二、三部分文义并不连接，与中、下卷的内容也无直接关系，故此有的研究者以为除第一部分与《梁书》本传相合，可断定是原书的序文外，其余二、三部分都不类序言，有的段落可能原是上、中卷的附例、附论，有的段落可能是全书卷末的跋语。只是因流传过程中，版本有变动，遂致谬误颠倒，已无法恢复其本来面目了(见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钟嵘诗品丛考》)。

《诗品》评论的对象是五言诗，所谓“嵘今所录，止乎五言”。钟嵘不同于当时某些持传统观念者把四言诗说成“雅音”、“正体”，而把五言诗看作“流调”、“非音之正”，他在《诗品》中大力肯定汉魏以后五言诗终于取代四言诗而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一种重要形式的发展，并对五言诗的优长作了如下说明：“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显示了钟嵘的卓越见识。

钟嵘自述写作《诗品》的目的，是要“辨彰清浊，掎摭病利”。《诗品》总结了汉魏至齐梁五百年间五言诗的发展，一个主要的内容，是要探讨五言诗作家的风格、流派和定诗人的品第高下。《诗品》对各个诗人的“体”(即风格)的特点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不少意见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诗品》将历代五言诗人分成三系：《国风》、《小雅》，《楚辞》。其中《国风》、《小雅》同属《诗经》，所以实际上是《诗经》和《楚辞》两大系，也就是将《诗经》和《楚辞》看作古代诗歌发展的两个源头，这大致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在定诗人的品第高下方面，钟嵘仿效汉魏以来“九品论人”的做法，将全书的122位诗人分为上、中、下3品。《诗品》上、中、下3卷即上、中、下3品：上品除无名氏《古诗》外，共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由于历史和思想的局限，对诗人的品第部分受到后人的非议最多。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3)说：“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顾)迈、(戴)凯、(任)昉、(沈)约滥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又清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嵘以三品铨叙作者，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 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鷃之与鲲鹏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这些批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而且也还存在《四库全书总目》(卷195)所说的情况，即“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但其中如对曹操、陶渊明、鲍照等人的品第不当，却是为后世所公认的。

《四库全书总目》称《诗品》“妙达文理”。文理就是艺术规律。《诗品·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里对兴、比、赋的独到的阐发，对风力与丹采在诗歌创作中的关系的说明等，都是对“文理”的揭示。“诗之至”则是说的关于诗的理想。

《诗品》不满意齐梁时代文学批评的“准的无依”，更不满意当时“庸音杂体，各各为容”的创作状况。它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创作要求，把“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曹植树为五言诗的典范，特别是大力标举“建安风力”，以及肯定刘桢、左思、刘琨等以风力见长的诗人，都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不良文风。此后，“建安风力”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宝贵的优良传统。

《诗品》是六朝时代进步文学倾向的代表。这种进步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就是对于种种与魏晋以后的统治阶级——士族阶级相联系的不良文学风气的批判。钟嵘从诗歌“吟咏情性”的基本观念出发，强调诗歌的“自然”和“真美”，批判以孙绰、许询、桓温、庚亮等为代表的玄言诗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批判以颜延之、谢庄、任昉等为代表的“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的数典用字之作是“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文章殆同书抄”；批判沈约、谢朓、王融、周顒等倡导的“永明体”是“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与沈约等的声病说相对立，钟嵘还提出一个自然声律论：“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这个自然声律论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已被认为“晓音节之理，药声律之拘”，“当其时，独持己说，不随波而靡者，惟有钟记室一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诗品》被誉为“诗话之伐山”(毛晋《诗品跋》)，并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章学诚评论《文心雕龙》是“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而《诗品》则“思深而意远”，“非论诗家所及”(《文史通义·诗话》)。《诗品》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史上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诗品》的现代注本，有陈延杰《诗品注》、许文雨《诗品释》(后经修订收入《文论讲疏》)、陈延杰《诗品注》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萧华荣《诗品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向长清《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现存最早《诗品》版本，为元延祐七年庚申(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一般通行本为《历代诗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