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理论文章。梁启超撰。初刊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杂志第1号，未署作者名，后收入《饮冰室合集》，知为梁启超撰。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黄霖和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1985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平原和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989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均收有此文。

本文是近代小说理论中的纲领性文章。它借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基本上摆脱了中国传统的封建观念，对一系列小说理论进行了相当精辟的阐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一，梁启超克服了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表面上推崇小说而实际上否定小说的自相矛盾参见该条)，对小说的社会作用给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小说对于大众，“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甚至认为小说出版商可以“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由于小说具有如此巨大作用，所以好的小说“可以福亿兆人”，坏的小说“可以毒万千载”。

其二，梁启超从论证小说的艺术特点，进而肯定小说的文学地位。他认为小说不仅“浅而易解”、“乐而多趣”，而且有“四种力”，即“熏”、“浸”、“刺”、“提”。用现代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由于小说具有形象化的特点，因而能够产生潜移默化、余味无穷、感情交流、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并进而指出：“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于是最后得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结论。

其三，梁启超从人性和人情出发，简要地论证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种创作方法。他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因而对“他境界”即“世界外之世界”非常向往。小说恰恰能“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梁启超称这种小说为“理想小说”，也即浪漫主义小说。他又说：“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历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而小说能够“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梁启超称这种小说为“写实小说”，也即现实主义小说。他并指出：“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其四，梁启超鉴于中国旧小说的陈腐不堪，又迫切期望小说承担改革社会的任务，因而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和“新小说”的概念。他在本文一开头便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至于欲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都必须先新小说。其最后结论是：“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本文所述的一系列小说理论，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晚清新小说的繁荣和小说理论文章的大量产生，都与本文有极大的关系。而这种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大繁荣，对社会变革和小说变革都起了积极作用。但该文也存在严重缺陷。它过分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从而颠倒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它把旧中国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源”归罪于小说，对中国小说全盘否定，更不符合事实。这些错误观点也对当时的小说理论产生过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