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的讲唱文学的文体之一。自六朝以来，佛教以“唱导”、“转读”等方式宣扬教义。“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高僧传》卷13)。使枯燥的讲经变得通俗有趣。“转读”为自印度传来的讲经方式，其特点是抑扬其声，以讽诵经文，“以哀婉为入神，用腾掷为轻举，致使淫音婉娈，娇弄颇繁”(《高僧传》卷14)。以悦耳动听的声腔吸引俗家听众，并逐渐发展为伎艺化的讲经。至隋唐时，仍沿袭此风并逐渐演变为新的讲经形式—俗讲。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会昌元年仅长安一地，一次就有7座寺院同时开讲，自“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前后历时一个月。有名望的俗讲法师如文溆，赵璘《因话录》描述文溆俗讲盛况时云：“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朝野上下，风靡一时。惜其讲唱的底本，今已不传。敦煌石室保存下来的讲经文，正是佛教徒用大众化方式宣讲佛经的底本，就普及意义而言，它使往昔的讲经变成为听众所容易接受的讲解和歌赞，而这些歌赞又必须是为人们能歌能唱的曲调。讲经文一般由3部分组成：一是经文，在讲经之前，先把要讲的经文唱出来，叫作唱经，是由都讲担任的，古代讲经是这样，俗讲也如此。二是讲经，把唱出来的经文加以解释，或依据旧的注疏，或结合当时社会风尚、思想状况，以引起听众的兴趣，灌输更多的佛教思想，就形式与方法而言，仍袭用道安的科分方法，即把讲经分为序分、正宗、流通3部分，如《阿弥陀经讲经文》(P2931)唱出经题之后，接着就说“将释此经，且分三段：初乃序分，次则正宗，后乃流通”。三是唱词，包括新歌、旧曲和诗词，有五言诗、六言诗(或称为词)、七言诗和三三七言的俗曲，某些唱段上还注有“断”、“平”、“侧”、“平侧”等字样，表示有一定独特的唱法，这是讲经文里最重要部分，有了它才把讲经变成俗讲，才把佛经宣传大众化。所以，讲经文的体制和变文一样，都是散韵结合，说唱兼行，但是变文不引原经文，而讲经文则在讲说之前必须引原经文，然后逐段逐句或逐字地发挥演绎，故讲经文“讲说”开头往往标有“经云”、“经曰”，唱词未尾又以“催经”的套语作结。讲经文的内容都是依据佛经典籍宣扬佛法宏大，教义深邃和人生无常、皈依佛门的真谛、如《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P2931)，《维摩诘经讲经文》(S3812等)，《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P3808)，《妙法莲华经讲经文》(P2305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P241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P2133)等。整理本见《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