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戏。高明作。一说高明仅是《琵琶记》的改编者。剧写蔡伯喈新婚二月，迫于父命，赴京应试。他一举夺魁，被牛丞相看中，奉旨强招为婿。时值家乡遭受饥荒，其妻赵五娘历尽艰辛，奉养公婆。公婆盼子不归，气饿而亡。五娘埋葬完毕，弹唱琵琶，至京寻夫。最后夫妻团圆，庐墓旌表。剧中男主人公蔡伯喈，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东汉时的著名学者，名蔡邕，陈留圉人。据史书记载：“邕性笃孝”，也重信义(《后汉书》卷60)。《琵琶记》仅在蔡伯喈的孝行以及兔走坟台等个别情节上采用了历史记载；其主要内容均与史实不符，例如，历史上的蔡伯喈没有中过状元(东汉时尚无科举)，没有弃妻再娶，他的父母也非饥馁而亡等。

在《琵琶记》问世以前，宋金元民间文学中已有一些以蔡伯喈为主人公的作品。金院本有《蔡伯喈》(据陶宗仪《辍耕录》)，已佚，内容无考。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剑南诗稿》卷33)由诗意看来，盲翁词中的蔡中郎不会是一个美好的形象。被称为“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演“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事(《南词叙录》)，显然是把蔡伯喈作为负心男子来写的。戏文虽无传本，但从有关材料中仍可获知其大概。元杂剧《铁拐李》中有“你学那守三贞赵贞女，罗裙包上将坟台建”之句，《金钱记》、《老生儿》、《村乐堂》、《刘弘嫁婢》等也提到同样的情节。《琵琶记》是在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宋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的。不过，作者高明把“弃亲背妇”的蔡二郎改写成“全忠全孝”的蔡伯喈，为在民间文学中被作为反面人物的蔡伯喈做了翻案文章。

关于高明撰写《琵琶记》的原因，明以来有过多种不同的说法。有说“用雪蔡伯喈之耻”(黄溥《闲中今古录》)，有谓讽王四弃妻再娶(田艺蘅《留青日札》)，有云刺东晋慕容喈之不孝(白云散仙《重订慕容喈琵琶记序》)，有称讥唐代牛僧孺之婿蔡生(王世贞《艺苑卮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意见，实际上都是揣测臆度之谈。姚华《菉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盖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可谓言中肯綮。

《琵琶记》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因此，自它传世以来就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认识和争议。明清两代，一般都以作品“开场”的宣言为此剧“持大头脑处”(王骥德《曲律》)，说它是一部“大有关于世教之书”(费锡璜《第七才子书琵琶记·自序》)。徐渭却说：“《琵琶》一书，纯是写怨。”(《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前贤评语》)陈继儒亦说此书“纯是一部嘲骂谱”(《陈眉公批评琵琶记》篇末总评)。本世纪50年代以来，对于《琵琶记》的评价分歧也很大，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还发起并组织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讨论会，认识逐渐趋于全面、深入。

《琵琶记》“开场”明确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这表明了作者以戏剧提倡风化、宣扬封建道德的主张。这一思想贯穿全剧，渗透在作品歌颂的每一个人物身上。但是，作者极力提倡风化是基于对“淳风日漓，彝伦攸𣀇”(见剧末)的现实的不满。因此，作品在叙述这些孝子、贤妇的家庭悲剧，表现他们的孝行、美德的时候，展开了广阔、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在一定程度上揭露、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社会的黑暗，对人民的疾苦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剧中蔡伯喈对父母“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完全是由“三不从”(他辞试，父亲不从；辞婚，丞相不从；辞官，皇帝不从)造成的。作者以“三不从”开脱了蔡伯喈不孝、不义的罪名，使蔡家悲剧的发生，由民间戏文着重个人品德上的责任，移为社会的、尤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责任，无疑加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蔡伯喈希望忠孝两全，实则他既怨于事君，又未能稍尽孝情；他自始至终，生活在矛盾、苦闷之中。这个悲剧形象暴露了封建道德自身的矛盾及其不合理性。远在600年前，作者真实、细致地刻划了这样一个具有复杂矛盾、软弱动摇的思想性格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不说是极其难得的。赵五娘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形象。作者把她作为“孝妇贤妻”的典型，但这个人物的客观意义却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许多妇女身受的深重苦难，她在困苦生活中的表现和对待公婆的真诚关心，体现了中华民族克己待人、勤苦自立的传统美德和坚韧不拔、忘我牺牲的精神。几百年来，她赢得了广大读者、观众的同情、理解、尊敬与喜爱。牛氏以贤惠著称，但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缺乏真情实感和内心矛盾。而张大公、蔡公、蔡婆却写得有血有肉，情态逼真。

《琵琶记》于元末问世，这正是元朝统治临近崩溃、妄图以重开科举拉拢知识分子为其服务的时候，作品以蔡伯喈求仕带来人亡家破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读书人在世道黑暗之时赴试求官，只会带来灾难。赵汸《送高则诚归永嘉序》载，高明在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曾对友人说：“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东山存稿》卷2)《琵琶记》所表现的，实际上正是这一思想。作品强调“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这种菲薄功名富贵的思想，与作者在许多诗文中流露出的情绪及晚年隐居不出的表现是一致的。这种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思想态度，在当时文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这种反抗毕竟是消极的。作者在作品中彰孝义、美教化，希图以儒家风化之教作为拯救社会的灵丹妙药，也只是封建文人的一种空想，同样表现了其阶级的局限。

《琵琶记》在艺术上历来受到赞赏，它被视为戏文中的“绝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它的突出优点在于能够以情动人。《糟糠自厌》写赵五娘背着公婆吞糠充饥，吃着难以下咽的糠秕，不禁触景伤情，悲从中来。其〔孝顺歌〕托物抒怀，极情极致。《祝发买葬》、《乞丐寻夫》也都写得缠绵凄恻、文情曲折。《琴诉荷池》、《官邸忧思》、《中秋望月》等出，刻划蔡伯喈在富贵悠闲中愁多怨深、歌慵笑懒的情态亦细致入微。而《代尝汤药》中强烈表现了蔡公痛苦、悔恨，爱怜、愤怒之情的遗言更是震动了读者和观众。剧中双线交错发展的结构方法，有力地突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对深化作品思想、加强悲剧气氛都起到很好的作用。文词上，它保持了民间文学本色自然的特点，而又文采斐然。语言风格的不同，取决于剧中人物身份、环境、思想、性格的不同。汤显祖说：“《琵琶记》都在性情上着工夫，并不以词调巧倩见长。”(毛声山批评《第七才子书·前贤评语》)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这都说明了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传说高明撰《琵琶记》，“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南词叙录》)可见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不过，由于作者过分强调戏剧的教化作用，不可避免地给作品在艺术上也带来了不足。最后8出，因其头巾气太重，有人曾怀疑是“朱教谕所续”(王骥德《曲律》)。

《琵琶记》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它以前，南戏作品多是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的创作，一般地说，艺术上比较粗糙。《琵琶记》把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使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明初，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黄溥《闲中今古录》)，又得到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竞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沈宠绥《度曲须知》)《琵琶记》成为传奇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魏良辅《曲律》)，“南曲之宗”(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的称誉，对后世戏曲创作有深远的影响。《琵琶记》之后，又有《后琵琶》、《续琵琶》、《翻琵琶》、《赛琵琶》等剧作相继问世，其成就、影响均不如高明《琵琶记》。

《琵琶记》传本很多，今知明清两代就有40余种版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收入的陆贻典抄本《蔡伯喈琵琶记》是保存古本原貌较好的本子。明嘉靖苏州坊刻巾箱本与此相近。1958年揭阳出土的嘉靖写本《蔡伯喈》与陆抄本基本一致，同属古本范畴，是今存最早的艺人演出本。其余多半经后人删改，与原本差异较大。影响较大且比较易见的评点本，有《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2卷、《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2卷、《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6卷(毛声山批评)等。校注本以今人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比较普及，并受到学术界推许。评论《琵琶记》的专著有董每戡《〈琵琶记〉简说》(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戴不凡《论古典名剧琵琶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等数种。《琵琶记》还有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多种译本传播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