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思潮。“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在倡导白话新诗的同时，大力提倡无韵诗的创作。1917年5月，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主张“于有韵之诗外，另增无韵之诗”。1919年3月，俞平伯发表《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一文，认为“音节务求谐适，却不限定句末用韵”。同年10月，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主张新诗“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因此“句末无韵也不要紧”。康白情写了《新诗底我见》认为：“无韵的韵比有韵的韵还要动人”，而旧体诗词“好用韵来敷衍，以致诗味淡泊，不堪咀嚼”;“新诗重在精神，不必拘韵，就偶然用韵以增美底价值，也要不失自然”。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也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Intrinsic Rhythm)，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甚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并不是甚么双声叠韵，甚么押在句中的韵文！”文学革命先驱者们对于无韵诗的提倡和创作实践，促进了现代新诗的多样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