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30年代初在上海发生的一次重大的文艺论争。从1931年初开始，主要在1932年展开，延至1933年下半年结束。论争主要围绕着文艺的阶级性、文艺和作家的性质、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展开。胡秋原先后在1931年12月25日《文化评论》创刊号和1932年4月20日该刊第1卷第4期上发表《阿狗文艺论》和《勿侵略文艺》两文，在遣责“民族主义文艺”为“新的法西斯文学”的同时，认为“艺术的唯一目的”就是表现、认识与批评生活，“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又说，“我是一个自由人”，既不想站在政治立场上“赞否民族文艺与普罗文艺”，“也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接着，他又在《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对二者进行了批判。于是，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1932年5月23日《文艺新闻》第56号上发表了瞿秋白执笔但未署名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对此予以反驳。同年6月6日《文艺新闻》第58号，发表了洛扬(冯雪峰)给编者的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此时，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在《现代》杂志上写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同时批评“左联”与“自由人”两方面，而主要矛头则指向“左联”。针对胡秋原和苏汶的言论，“左联”方面在《现代》、《文学》等杂志上接连发表了鲁迅、易嘉(瞿秋白)、周起应(周扬)、洛扬(冯雪峰、又署丹仁)等人的多篇文章。易嘉指出：胡秋原是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他的“艺术理论，其实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还认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第三种人”只是“心造的幻影”(《论“第三种人”》)。丹仁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中，论述了文学的阶级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使艺术“最接近客观的真理”，并且希望“第三种文学”“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