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改革运动。从鸦片战争(1840)前后起，龚自珍、魏源、包世臣以至冯桂芬等，开始写经世致用之文，从而揭开了近代散文变革的序幕。至1874年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撰写政论，宣传变法。并于9年后提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谓之佳文”(《<弢园文录外编>自序》)。散文的变革前进了一步，出现了报章体文。1896年梁启超主编《时务报》，以流利畅达的文笔，呼吁变法维新。继之而起的《湘报》、《知新报》、《国闻报》等，亦发表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报章体文进一步发展。但如谭嗣同说：“而遇乡党拘墟之士，辄谓报章体裁，古无所有，时时以文例绳之。”(《致汪穰卿书》)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非常激烈。报章体文兴起后，文风开始转变。《中国各报存佚表》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梁启超的“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严复语)，是散文变革的中坚人物。

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写《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和《饮冰室自由书》等，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开拓了“文章之新体”，散文的改革又进一步。他在《夏威夷游记》中，称赞日人德富苏峰的文章，说“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就包含着以欧美及日本散文为榜样，改革中国散文的内容。同时提出“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的口号。从而文界革命正式兴起，并因此得名。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期“绍介新书”栏目，批评严复的《原富》，“其文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再次疾呼：“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而“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指出我国散文的改革，应以外国为师，用浅近通俗的文辞，传播文明，启迪民智。严复不同意梁氏的看法。他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在梁、严论辩中，黄遵宪说：“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致严复》)采取了折衷的态度。梁启超坚持他的观点，进一步摆脱了魏晋文的矜持束缚，锐意吸取德富苏峰文笔的特色，写出许多辞笔锐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情感充沛的文章，称为“新文体”，为后来散文的变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