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小说月报》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翻译问题的讨论。2月10日该刊第12卷第2号首先刊登周作人和沈雁冰的一组通信。周作人提出，对外国文学作品应分“不可不读的及供研究的两项”，前者“大抵以近代为主”，应优先译出，对后者的研究则应“酌量”。沈雁冰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提出，要“少取讽刺体的及主观浓的作品，多取全面表现的，普通呼吁的作品”，以“振兴人精神”。接着，该刊第12卷第3号和第5号分别发表郑振铎《译文学书的 三个问题》和沈泽民《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就文学作品能不能翻译等问题进行讨论。郑文认为，“无论是散文或诗歌”都是“能够很精密的翻译的”，但必须“忠实”“原作的意义”、“风格与态度”，而且要“不失其流利”，即不抄袭原作的情感，却“要用自己的情感来产生出一个完全相似的东西”。沈文则认为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因为翻译者无法把原作者的“情绪”、“风格”以及原作中反映的风土人情等完全传达出来，总不免要有些走样。但为了让“文化穷荒的中国”了解“世界文明”，我们还必须“尽能力译去”，只是“要注意艺术的精神方面务求表现，而不过重形式”。沈雁冰在该刊第12卷第4号发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指出文学翻译中原作的“神韵”与“形貌”无法两全，须以“神韵”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