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文。郭沫若作。初载1940年6月9、10日重庆《大公报》。文章指出，民族形式不是要求过去时代所形成的任何旧形式的复活，而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是习闻常见的民间形式的延长，也不是士大夫形式的转变，而是今天民族现实生活的反映。民族形式就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目的在于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封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各国的民间形式，这些民间形式必随封建制度的消逝而消逝。中国的封建经济早就走下坡路，中国的民间文艺也早处在下行期。现在要利用民间形式宣传教育民众，但最后是要抛弃民间形式，提高文艺的创造力。中国的新文艺是中国旧有的两种形式——民间形式与士大夫形式的综合统一。从前者取其通俗性，从后者取其艺术性，再吸取外来因素，成为旧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统一。但新文艺也令人很不满意，因其“未能切实把握时代精神，反映现代生活，用意和遣词又过于欧化”。这是抗战时期关于文学“民族形式”讨论中的重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