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流派。后七子是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及徐中行7人。为了和李梦阳、何景明等7人相区别，世称其为“后七子”。后七子在嘉靖、隆庆年间继续倡言复古，声势更为浩大。嘉靖皇帝开始当权，有些中兴气象，革除武宗时一些弊政、抑制了宦官势力。但是，随着他、笃信道教任用严嵩、久居深宫、沉湎声色之后，阶级矛盾亦日益加剧，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力图有所改革。而“后七子”中许多人正是这样有识之士，他们在政治上力图改革，而在诗文上也反对疲软现象，再次提倡秦汉古文和盛唐精神。

后七子的理论核心仍是沿袭前七子。在他们看来，“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3)这就否定了汉以后的全部文章。并且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他们提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日盛唐其则也”(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他们认为：“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惭。而后流于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 ”(谢榛《四溟诗活》)极力颂扬盛唐诗歌。

后七子左右文坛的时间比前七子要长，他们之间文主张也有不少差异，并有所变化和发展。开始，“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谢榛虽也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认为“历观十四家之作，咸可为法”，“不心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待到李攀龙声名大盛，更把复古理论推向极端，“谓文自两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20年之久，“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

还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名目，影响更为深广。就在这声势大甚的发展过程中，王世贞也渐渐觉察到复古运动中某些流弊，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有取于宋元诗。并且，在品评他人诗歌时，也常用直写性灵为其赞词。当后七子的首领看到自身理论的片面性时，其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也就开始滋长了瓦解的内在因素。

后来，再加上公安派、竟陵派的反对，“后七子”的诗文理论已不能左右文坛。但是，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称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清初诗家如李因笃、朱彝尊、屈大均、毛奇龄的手眼多承七子，即顾炎武、吴伟业也受其影响。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论诗亦与七子有同调之处(参见钱钟书《谈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