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歌流派。其得名之由，本指这一诗派产生并盛行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故有此称。实则这一诗派迟至光绪中期以后才形成，“同光体”之称并不确切。其开派的作家主要有陈衍、郑孝胥、陈三立、沈曾植等。他们继承了程恩泽，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人的诗风，强调以学问入诗，主张“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陈衍《〈近代诗钞〉序》)。在师承关系上，则以学宋人为主，学唐人为辅；而学唐人又主要学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而非盛唐的李白、杜甫。其理由是宋诗继承并发展了唐诗，即所谓“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陈衍《石遗室诗话》)，可见宋诗胜于唐诗，故以学宋为本。然而这一诗派内部并不统一，可以说是派中有派，岐见纷出，师承各异。譬如陈衍提出诗有开元(唐玄宗年号)、元和(唐宪宗年号)、元祐(宋哲宗年号)“三元”之说，而沈曾植却提出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元和、元祐“三元”之说，各有侧重。一般将这一诗派分为3个支派，即闽派、赣派、浙派。闽派的领袖是陈衍、郑孝胥，其他重要诗人有陈宝琛、沈余庆、林旭、李宣龚等。但他们的师承对象也不尽相同：陈衍学杨万里，郑孝胥学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陈宝琛学王安石，沈瑜庆学苏轼，林旭学陈师道，李宣龚又学郑孝胥。赣派的领袖是陈三立，其他重要诗人有夏敬观、华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等，他们的师承对象主要是江西诗派，如黄庭坚、陈师道，此外又上溯至韩愈、梅尧臣。浙派的领袖是沈曾植，其他重要诗人有袁昶、金蓉镜等，师法谢灵运、韩愈、孟郊、黄庭坚。此外还有范当世、陈曾寿、俞明震也被列入“同光体”诗派，但均不属以上3个分支。若就这一诗派的创作实践看，各个支派乃至个人的情况也区别较大。但大体而论，该派的早期作品，尚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赞成变法图强、反对列强侵略、同情人民疾苦的积极内容，而清亡之后，该派诗人多以亡朝遗老自居，故其作品多反映了他们不满于新生事物、幻想复辟的落后思想。倒是他们抒写个人身世、吟咏山水风物之作，尚且可读。

“同光体”不仅在晚清的20多年中极其兴盛，而且直至民国年间还影响很大。林庚白在《今诗选自序》中说：“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自清之达官遗老扇其风，民国之为诗者资以标榜，展转相沿，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辈为目虾，而自以为其水母。”然而对这一诗派持批评态度者，自始至终不乏其人。早在光绪年间，林纾就在《旅行述异·文家生活》中指出：“至于今日，则又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是身为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之必不至者也。”辛亥革命以后更受到了南社及其他进步作家的猛烈批判。如金天羽在《五言楼诗草序》中说：“同光体”诗人“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又其甚者，举一行省十数缙绅，风气相圃，结为宗派，类似封建节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气而使之绌，纤靡委随，而后得到我之坛坫，卒之儇薄者得引为口实，而一抉其樊篱，诗教由是而隳焉”。加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该派的领袖人物陈衍、陈三立、郑孝胥又相继去世，这一诗派也就寿终正寝。

“同光体”诗人的代表作品多被陈衍收入《近代诗钞》，其论诗主张则主要见于陈衍的《石遗室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