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和创立的新文学。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刊登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最早提出建立白话文学的主张。他在此文及稍后所写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猛烈抨击了文言文脱离现代生活和实际口语的严重弊端，论述了长期以来接近口语、通俗浅近的白话在文学作品和文章中早已出现。从唐宋的白话诗词、宋代讲学的语录、元代的戏曲，以至明清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的小说体现了白话文学的发展。因此，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他要求以言文合 一的国语写作“活文学”。1918年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进 一步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系统地阐发了以白话取代文言、建立白话文学的宗旨与途径。胡适的主张继承与发展了清末梁启超等提倡“新文体”以及“国语运动”的实践成果，反映了中国语文改革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得到《新青年》同仁的热烈赞同。但不少倡导者感到白话文学不能局限于文字的变换，也应变换思想内容。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要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李大钊也说，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应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学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什么是新文学》)。鲁迅也认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如只讲文字改革，“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渡河与引路》)。这样，白话文学又和思想革命紧密结合在 一起。倡导者们坚决地抵制了林纾等保古派对白话文学的反对，勇敢地进行了实践。《新青年》从1918年5月4卷5号起全刊改用白话，采用新式标点、白话诗作亦增多。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9年胡适写出白话文的话剧《终身大事》。白话散文小品亦广泛发展。白话文风行全国，文言文土崩瓦解。白话文与白话文学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终于汇成壮阔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