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桐城派四作家之誉称。桐城派奠基者之一姚鼐在近代的四大传人，初指刘开、方东树、管同和梅曾亮。语出姚莹《<感怀杂诗>小序》，序谓刘开等四人“皆惜翁(姚鼐有室名“惜抱轩”，故人称“惜抱先生”)高足，可称四杰”。刘开14岁以书谒姚鼐，姚鼐授以文法，勉励他努力学习，在古文写作上就显露出才华。嗣后，姚鼐写信给刘开说：“吾乡古文一脉，庶不致断足矣。”于是，刘开成了桐城派姚鼐的继承者。方东树22岁后，入姚鼐主讲的钟山书院，接受古文“义法”的教育，也成了姚鼐的门生。嘉庆初，管同和梅曾亮同时就读于钟山书院，从而亦列身于姚鼐的门墙之下。姚鼐对管同的评价是：“若以才气论，此时殆未有出其右者。”更鼓励他“须立志跨越老夫，乃为豪杰”。梅曾亮在钟山书院接受姚鼐的教诲，听从管同的劝导，开始由骈文改学古文。

刘开虽有文传世，可惜早逝。后来曾国藩和王先谦论述姚鼐以后桐城派的传人，将刘开易为姚莹。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22岁赴安庆参加乡试时，住在姚鼐主讲的敬敷书院，亲聆从祖谈“学问文章之事，始得其要，归而为之益力”(《姚莹年谱》)。因此，曾、王称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和姚莹为“姚门四弟子”。后人称“姚门四杰”或“姚门四弟子”，大多沿用此说。

“姚门四杰”中的方东树和姚莹，本为同乡，青少年时代就结为“文章道义之交”。管同对方东树在学问文章上的造诣很佩服，认为他所交往的文人中，“桐城方君植之为之冠”。姚莹又很尊敬管同，曾请管同修改他的《邹忠公祠碑文》。姚莹更推重梅曾亮，曾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支撑桐城派古文的旗帜，延续它的生命。可见“姚门四杰”在私交上也很融洽。

“姚门四杰”在理论上基本上坚持“义理、考证、文章”的主张。但身处近代社会转变时期，他们的思想也向经世致用靠拢。反对汉学家考证的脱离实际，强调“经济世务”，主张“立言”、“救时”，倡导“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反映出他们文学思想的趋向。在散文创作上也和社会现实发生了关系。管同的《饿乡》揭露社会黑暗；方东树的《化民正俗对》陈述禁烟之道；梅曾亮的《王刚节公家传》悼念抗敌阵亡将士；姚莹的《再与方植之书》抒发了对国事的忧愤：都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们的创作风格，则是雄健纵横和简洁明快。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上的变化，为稍后的湘乡派所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