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流派。它是在清末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之下，适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政治需要，由外国介绍移植进来的一种新的小说流派。而首先担当这一历史使命的正是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逃亡日本，两个月之后，即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就在日本横滨创刊了《清议报》旬刊，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该文明确指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同时从创刊号起，陆续发表了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和《经国美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刊了《新小说》杂志，并从创刊号起，陆续发表了梁氏自著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于是中国政治小说正式诞生。从此响应者蜂起，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政治小说产生了几十种，成为与谴责小说并驾齐驱的一个晚清小说流派。其著名作品除了《新中国未来记》外，还有罗普的《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的《狮子孔》、苏曼殊的《惨社会》、郑权的《瓜分惨祸预言记》、张肇桐的《自由结婚》、怀仁的《卢梭魂》、厌世者的《洗耻记》等。

政治小说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它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干预，甚至成为作者宣传和发表政见的工具。如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叙言》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因此政治色彩极强，与中国的传统小说截然不同。又由于政治小说的作者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因而政治小说也就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一类宣传君主立宪，一类宣传反清革命，并在作品中展开激烈的论战。这种情况，在别的小说流派中也不多见。然而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已经破产，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尚且方兴未艾，故两派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各自用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渲染自己的政治理想。梁启超就干脆把自己的作品称作“寓言”。这一切决定了政治小说的思想性很强，艺术性很差，作为史料价值很高，作为文学价值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