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80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文化寻“根”的呼声。其中引人注目的文章有李陀的《创作通信》(《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1985年7月6日《文艺报》)、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1985年7月13日《文艺报》)、郑万隆的《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等。文学“寻根”的内容，大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之所以要去寻“根”，是因为“作家们写过住房问题，特权问题，写过很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之谜”(韩少功)。(2)中国文学之所以难以进入世界先进文学之林，原因之一“是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常常只包涵社会学的内容”，“不能涵盖文化”(阿城);“作品是否文学，主要视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不能进入民族文化，再热闹，亦是一时，所依恃的，只怕还是非文学因素。”(郑义) (3)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李杭育)。(4)作家寻“根”，不是描什么题材的问题，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艺术地把握世界方式的变化。在“寻根”作家看来，“远古和现时是同构并存”的(郑万隆)。

作家们鼓吹“寻根”的同时，还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实践，写出了一些体现他们创作主张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远村》、《老井》，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等。

对于这股“寻根热”，人们臧否不一。一些文章批评“寻根”者们在理论阐述上有不完善、自相矛盾之处；有的表示耽心“寻根热”的出现可能造成文学对现实生活的疏离；有的指责某些作家创作上的寻“根”，实际上就是专写中国人的“劣根性”；还有的认为“寻根”之说出自美国，美国有美国的情况，“不要人家打一个喷嚏，我们就跟着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