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工余剧人协会上演了曹禺的剧作《日出》。嗣后，延安和其它解放区相继演出了《求婚》、《钦差大臣》、《巡按》、《法西斯细菌》、《雷雨》、《太平天国》等外国名剧和中国“五四”以来的优秀剧作。这些被称为“大戏”的剧作的上演，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也遭到一些指责与批评，从而引起一场关于“演大戏”问题的讨论。1942年5月开始，《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先后发表文章进行讨论。在延安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认为延安出现了“大戏热”倾向，“过于强调技术”，“观众对象限于延安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忽视了更广大民众士兵观众”(唯木：《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有人肯定演大戏的积极作用，认为演出有利于戏剧质量的提高。此后，张庚在题为《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一文中，批评演大戏是延安剧运的“一种严重的偏向”，提出戏剧要“服务于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于突击工作”的观点。石隐撰文进行批驳，认为剧运的偏向并不表现在演出戏的“大”与“小”上，在一定的时期内应该有一个总的口号，艺术、政治、经济等部门都要服从这个总口号，这就是“艺术服从政治”(《读〈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在晋察冀边区讨论演大戏问题时，聂荣臻说，“演大戏问题，我们不是无条件的反对”，“一年演一次大的外国剧，从艺术上提高自己，”“没有什么坏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由于在讨论中一些人把“演大戏”说成是戏剧运动上出现的偏向，致使讨论结束后，解放区上演的中外名剧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