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流派。鸦片战争前后，阶级矛盾加深，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近代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内忧外患局面。于是，封建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便从古经传中寻求“微言大义”，以恢复“通经致用”的传统学风，作为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据。此即经世文派。该派的奠基人为龚自珍。龚自珍从经今文学《公羊传》中汲取了“‘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启开了近代经世文派的先河。继而魏源将经术、政事、文章熔于一炉，被人称为“喜以经术作政论”(同上)，促进了经世文派的发展。稍后的包世臣，也对经世文派颇有贡献。他在《读亭林遗著》中云：“刘生(逢禄)绍何(休)学(《公羊》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并与龚、魏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与文风相呼应，撰写论述治河、治漕、治盐、治农、治政与治军的文章。又作《与杨季子论文书》，批评“近世言古文者，一若非言道无以自尊其文”的风尚，提出“言事(养民、教民)之文”才是好文章。对桐城派“阐道翼教”之文，显然是一种批评。以“时务文”著称的冯桂芬及以“报章体文”著称的王韬，更是该派的两员干将。冯在《复庄卫生书》中宣称“不信义法之说”。王韬“留心当世之务，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吐而后快”(《重刻<弢园尺牍〉自序》)。他们的为文实践促进了经世文派的继续发展。不过，龚自珍是“托古改制”，王韬则是“托洋改制”。及至康有为和梁启超，更把经世致用之文用于维新变法，从而使经世文派发展到顶峰。经世文派不仅突破了桐城古文的樊篱，在散文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而且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它的最大功臣，即是其创始人龚自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