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理论术语。语出自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惜诵》)的精神，并依据自身的遭遇，阐发了“发愤著书”的思想。所谓“发愤著书”，即认为优秀作品都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迫害后的产物，其中都隐含了作家对黑暗社会的义愤。这将文学创作与作家的生活经历直接联系了起来，强调了作家与现实的对立，突出了文学的社会批判意义。司马迁所倡的“发愤著书”说，在文艺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唐代韩愈讲“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宋代欧阳修认为诗“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显然都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启发。到明、清时代，这一思想又进一步影响到了小说理论，象李贽曾称《水浒传》为“发愤之所作”(《忠义水浒传序》)，蒲松龄也自言《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聊斋自志》)。联系文学创作的实际来看，“发愤著书”确实概括了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