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潮流。1976年10月以来的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最初经历了从对十年浩劫的大胆揭露，到对建国以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较为深刻的反思，再到着力表现新时期生活中的各种新矛盾，新斗争这样一个过程。继而，小说艺术开始向多元方向发展，所谓文化小说，就是多种小说模式中的一种。

文化小说的最主要之点，是作家改变了以往只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观察表现生活的习惯，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文化上差异和变化发展。

新时期的文化小说的出现，最早应追溯到一批“风俗画”式的小说创作的兴起。1980年前后，汪曾祺发表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一批写故乡旧事的作品，从苏北水乡的民风民俗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引起文坛的普遍关注，使“风俗画”小说站稳了脚跟。继而有邓友梅、古华、刘绍棠等一批“风俗画”小说家的作品出现。这类作品，虽然实际上已经描写到民族文化的内容，但作家在最初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因此，评论界一般认为，新时期的文化小说是在不自觉的情形下被引入小说领地的。

随着“风俗画”小说家们审美视野的扩展和审美理想的渐趋深化，他们的创作开始逐渐超越了“风俗画”的限制，致力于发掘“风俗”所包容着的文化内蕴，于是出现了“风俗一文化”小说。到1985年，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的论文，呼唤“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由此而掀起“寻根文学”的创作潮流，出现了具有各种各样地域历史文化特征的文化小说，一些评论家称1985年为“文化小说”年。

在众多的文化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贾平凹《商州》为代表的秦汉文化小说；以郑义《老井》为代表的晋文化小说；以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小说；以邓友梅《烟壶》为代表的燕赵文化小说(以上又被统称为中原文化小说)；以韩少功《爸爸爸》为代表的楚文化小说；以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小说；以汪曾祺《故里三陈》为代表的苏北运河流域的文化小说；以王安忆《小鲍庄》、赵本夫《刀客与女人》为代表的黄河故道文化小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