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想论争。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作家冯骥才和刘心武等。1981年春，冯骥才在给刘心武的一封创作通信中提出，他的创作将要从写“社会问题”过渡到“写人生”，其散文《书桌》就是一种试验(冯骥才《下一步踏向何处——给刘心武同志的信》)。刘心武在给予呼应的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后悔于已写出的那些触及‘社会问题’的小说，更不意味着今后我们不再去写那样的小说”，而是应“总结一下成败得失，踏上更广阔的创作道路”(刘心武《写在水仙花旁——复冯骥才同志》)。冯、刘的通信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3和第6期上。《新港》月刊1981年第8期发表张韧同冯骥才商榷的《“写人生”、“写社会问题”及其他》的文章，并在《编后记》里吁请作家评论家、读者发表意见，参加讨论。该刊第10、11、12期开辟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专栏。接着，1981年12月29日，《文学报》编辑部在上海召开“问题小说”座谈会，并从1982年1月起开辟专栏，连续发30篇文章，展开了历时半年之久的讨论。讨论涉及到“问题小说”的概念、特征、历史渊源、创作现状等诸多问题，各家说法不一，概而观之，约可分为3种观点：

其一是肯定“问题小说”的概念和价值。论者认为，“问题小说”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历史的必然，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新时期的“问题小说”创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类作品中存在的概念化、雷同化倾向，是作家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力不足使然，不能成为否定“问题小说”本身的理由。现实主义的深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揭示矛盾和问题的深化。鉴于创作中存在的回避现实矛盾的偏向，“问题小说”非但没有了结其使命，而且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二是否定“问题小说”的概念。论者认为，作家在创作中总要有意无意地涉及到生活中的问题，但文学是人学，有了社会的人，才有种种社会问题出来，所以很难说有一个专门“写社会问题”的作家或流派。作家如果专门“写社会问题”，他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家，不能成为作家。进入新时期后一哄而起的“问题文学”，给人以健康的太少、出气的太多的“异感”。有些论者认为，“问题小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带着“问题”大于形象的先天缺陷。新时期盛极一时的短篇小说大多以其揭露的“问题”来震动读者，在典型形象创造方面并不令人满意；继之而起的中篇小说，因为太着重于写“问题”，已经出现了“雷同化”苗头。

其三是主张从生活出发，坚持现实主义原则，把“写社会问题”和“写人生”辩证地统一起来。论者认为，“社会问题”就蕴含在人生、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之中。对一个作家来说，根本问题是他能否深入生活，能否正确地对待人民生活。与此相近似的看法是，“写社会问题”与“写人生”的主张，各有其作用，很难也无需区别其高下优劣。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个性去进行自己的艺术选择和创造。“写人生”也好，“写社会问题”也好，只是侧重点不同，角度不同罢了。厚此薄彼，大家都往一块儿奔，那是无法闯出宽广的创作道路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