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运动。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马华文坛出现了一场热烈的文学通俗化运动。同年二三月间，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文艺》发表了铁抗、流冰(孙孺)等人提倡通俗文学和副刊大众化的文章。7月初，流浪(刘道南)主编的《南洋商报·狮声》也开始倡导通俗化文学。张楚琨于8月接编该刊后倡导更力，刊登了大量弹词、说书、墙头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1938年11月初，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又称“马华通俗文学运动”)的口号正式提出，新马各地纷起响应，成立了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出版特辑，发表作品，组织讨论，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热潮。其中《狮声》副刊鼓吹倡导最为有力，它主要做了3方面工作：一、出版“南洋的通俗文学专号”和“墙头小说专号”等特辑，发表了众多通俗文学作品；二、举行了近20次座谈会，就怎样开展通俗文学运动，通俗文学与非通俗文学、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内容与形式，以及有关通俗文学诸形式的创作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如新加坡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的《开展南洋通俗化文学运动纲要》和《通俗文学运动工作方案》等。在这场运动中，马来亚槟城、太平、实兆远等地都普遍出现了通俗文学的潮流，马六甲方面的活动尤为热烈。1939年初，新加坡还进行了一次关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论争。当年5月后，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逐渐停止。这一运动的开展，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和抗日救亡工作的进行，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