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五四”新文学运动由于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旧文学，因而遭到封建复古派的极力反对。严复以轻蔑不屑的态度，把新文学看作“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严复书札》64)。北京大学内，有人对《新青年》百般诬蔑诅咒。1919年3月，刘师培和黄侃等人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古有之学术”为标榜，反对新文化。在这一股反对新文学运动的封建主义复古思潮中，林纾的态度最为激烈。1917年2月，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以“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的理由反对白话文。1919年3月和4月，他在《公言报》、《文艺丛报》分别发表了《致蔡鹤卿书》和《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两文，攻击新文学运动“覆孔孟，铲伦常”，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为封建文学辩护。同年二三月间，他还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陈独秀等人，希望有“伟丈夫”出来禁止新文学运动。对封建复古派的攻击与谩骂，新文学阵营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为阵地，进行了坚决的回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写了《本志罪案之答辨书》一文，公开宣言《新青年》要破坏孔教、国粹等一切旧的东西，正式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年3月，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刊出《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揭露林纾“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的阴谋，并以俄国革命为例，断言“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答林君琴南函》的公开信，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宣称自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同时，《每周评论》刊出《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的特别附录，汇集了各界人士批驳复古派的文章。《新青年》也将一部分封建复古派的言论辑录在“什么话”一栏内示众。在这场论争中，鲁迅写了《致钱玄同》、《随感录·敬告遗老》等一系列文章，对封建复古派作了尖锐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鲁迅指出，林纾等人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言行，不过是“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现在的屠杀者》)。

新文学阵营与封建复古派的论争，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场论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