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斗争中曾经广泛使用过的概念。特别流行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使用这个概念时，一般都着眼于政治。凡是在政治上被认为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相悖的理论观点和创作现象，即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敌对的文学思想，都可以划归“修正主义文学思潮”。

“修正主义文学思潮”的概念，是“修正主义”概念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修正主义原指19世纪后期以德国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改的改良主义倾向。列宁说：“这个派别称呼为伯恩施坦派，是因为以前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嚣张得最厉害。并以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于马克思学说的篡改，即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列宁把修正主义者视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是这样揭示修正主义的实质的：“临时应付，迁就眼前事变，迁就细小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暂时的实际利益或想象中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同上书)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除伯恩施坦派外，德国的考茨基派、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奥地利的“奥国马克思主义者”等，都被看成修正主义派别。按照列宁的观点，第二国际各党后来都蜕变为修正主义。

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文艺界反复进行过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国际上配合着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战；在国内则配合着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是这样界定修正主义思潮的性质的：“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毛译东选集》第5卷)因此，他强调：“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斗争。”(同上书)

在绵延20年的时间里，文艺界所进行的重要思想斗争，基本上都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修正主义”文学思潮的内涵，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变化的。这一变化的主导趋势是扩大。到“文化大革命”，达于极致。在1957年的严重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的修正主义文学思潮，包括理论观点和文学作品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主张“创作自由”的观点，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观点，主张“写真实”、“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写“人民疾苦”的观点，主张“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矛盾”的观点，主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观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观点等；在创作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改选》、《红豆》、《来访者》等：都被看作“修正主义”文学思潮的表现，进行过批判。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这场批判中的权威性意见。姚文元等人的一系列批判文章，也很有影响。

60年代初，仍然强调着反对文学上的“修正主义”。1960年7月，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作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这个报告贯穿了批判“修正主义思潮”的精神。他说：“在思想战线上，我们应当更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以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在人民群众中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他还指出：“文学艺术战线是整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方面；在文艺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思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在文艺上的表现。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拚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等谬论，来调合阶级对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1960年在文艺上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一方面涉及了国内巴人、李何林等人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也针对着苏联文艺界的“解冻”潮流。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连续作了两次批示。其中第二个批示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和他们所执行的路线划到“修正主义”思潮一边去了。在这期间，对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对孟超《李慧娘》和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对周谷城“时代精神”理论的批判，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谢瑶环》等作品的批判，1965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都是对“修正主义”文学思潮的斗争。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说，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这个《纪要》，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理论纲领。它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要批判“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人性论等，而且在创作上提出：“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纪要》还提到‘反修’的国际方面：“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伊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按照《纪要》的要求所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把整个建国后17年的文学基本上都打到“修正主义文学思潮”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