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运动。具体指1976年4月初，北京市人民借丙辰清明节之机，在天安门广场自发集会，用自己创作的数以万千计的诗词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溘然长逝。当时窃踞了党和国家重要权力的江青及其同伙，不仅蛮横地压制、阻止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而且施展种种伎俩，诋毁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下，乱党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尝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对江青一伙早已深恶痛绝。所以，1976年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在重新刊登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时公然不登周恩来的题词;3月15日《文汇报》在1篇文章中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之类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黑话时，南京人民便于3月29日涌上街头，举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活动，并把抗议的标语刷写在从南京开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列车上。紧接着，在西安、郑州、太原、武汉、成都、重庆、福州等大城市也都出现了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丙辰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上达到了高潮。数以万计，悲愤交加的悼念者云集在广场上，他们以气壮山河之势，敬献花圈，悬挂挽联、挽幛，张贴标语，发表演说，宣读誓言，朗诵诗文，展示血书。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出现了“诗廊”。在当时那种特定情况下，诗成了人们表达自己强烈的爱和恨的最主要手段之一。这些诗歌，无论是对周恩来的沉痛悼念，还是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都是基于无名诗人们对祖国命运、前途的热切关注和坚定信念。正如其中1首曾受到“四人帮”歪曲引用并严厉追查的诗中所表述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实现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尽管这次悼念、抗议活动受到了血腥的镇压，并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决议”的形式定为“反革命事件”，诗歌的作者、朗诵者、传抄者都受到了追查和迫害，但是，正如周扬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说的：“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复灭的丧钟。”(《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著把“天安门诗歌运动”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端。

“四人帮”垮台后，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汉语教研室26位教职工以“童怀周”(意为共同怀念周总理)的名义，首先把他们抄录、搜集、隐藏的一部分“天安门诗歌”整理出来，编印成《天安门诗抄》在群众中传播，引起极热烈的反响。此书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外，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天安门诗抄一百首》(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天安门诗文集》正、续集(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革命诗抄》(1979年)和《四五诗抄》(198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