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后人又将洵与子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称洵为老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少年时不喜学问，而喜游历名山大川，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遂焚前所为文数百篇，绝意功名，而自托于学术。至皇祐末﹑至和初，著《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被誉为“王佐才”。嘉祐元年，送二子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极力举荐之，以文章谒欧阳修。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之，父子三人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朝廷诏试策论，辞不赴命。五年，被任为试秘书省校书郎，除霸州文安县主簿，同修《太常因革礼》。治平三年卒，年五十八，赠光禄寺丞。苏洵论文，与欧阳修倡导的古文革新主张相吻合。他认为作文的目的为“言当世之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可以充饥，药石可以治病（见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引苏洵语），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以知其用”，以为《易》﹑《春秋》﹑《论语》等书都是有感而作，故既深邃而又平易（《太玄论》上）。他反对时文，指责那些好奇务深，虚浮不实，浅狭可笑的文章，提倡平易自然流畅的文风，认为作文应如风水相遇，自然成文，这才是“天下之至文”（《仲兄字文甫说》）。他品评古今文章，往往着重分析各家的艺术风格，很少有宋人论文的道学气。在其《上田枢密书》与《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历评先秦至本朝诸家文章，大都准确精当，尤其是对欧阳修文风的评价，推崇备至又合情合理。苏洵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是散文。其文章大部分都是议论文，突出特点就是“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往往直接针对北宋社会的现实而作。他的政治革新主张集中体现在《几策》﹑《衡论》以及《上皇帝书》中。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应当“定所尚”，为了“定所尚”，就必须“审势”。他认为北宋王朝的现实是吏治腐败，军纪涣散，府库空虚，对外忍辱偷安，因而主张“尚威”，破除苟且怠惰之气，激发天下进取之心。在这种改革精神的指导下，他对吏制﹑法制和经济都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革新措施。由于北宋面对契丹﹑西夏两大强敌的侵扰，外患成为朝廷的心腹之疾，于是他投注大量精力研究古今兵法和战争，《权书》以及《几策·审敌》﹑《衡论》中的《兵制》﹑《御将》等，都是研究军事问题的专著。在他的一些史论中，也往往借古讽今，如《六国论》讥刺宋王朝贿赂求和﹑力削日蹙而作。从语言艺术上看，苏洵的散文以气势胜，具有荀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辩之风，观点明确，论据有力，析理深透，语言犀利，酣畅恣肆，波澜起伏，结构谨严，妙喻连篇，旁征博引，呈现出雄奇高古的风格。曾巩评论其文云：“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词》）这是对苏洵散文特色的准确概括。苏洵的散文在当时就颇具影响，对改变当时不良文风，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自宋以后，明清各代作家均对其散文给予很高评价，把它作为学习的范本，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诗作不多，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古诗见长。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九日和魏公》诗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句，时人称为“老健”；五古《欧阳永叔白兔》诗，结构谨严，形象生动，意味隽永；七古《赠陈景回》诗，波澜起伏，活泼跌宕而又情致委婉。在宋诗中亦堪称较好的篇章。苏洵的著述在宋代时即多次刊刻流传。据张方平称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易传》十卷（《文安先生墓表》）。《郡斋读书志》卷一九著录《嘉祐集》十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同）。南宋绍熙间又有吴炎刊《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现存《嘉祐集》（又称《苏老泉先生集》），卷帙颇有差异：宋刊巾箱本，为十四卷；明嘉靖间太原府刻本﹑弘治刻本，为十五卷；明凌蒙初朱墨本，为十三卷；明刊本﹑日本文政十三年刊本，为十六卷；清康熙三十七年邵仁泓辑刊本，为二十卷。今人整理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曾枣庄﹑金国永《嘉祐集笺注》。《全宋诗》卷三五一至三五二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九一八至九二七收其文十卷。事迹见欧阳修《苏君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四），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乐全集》卷三九），《东都事略》卷一一四﹑《宋史》卷四四三本传。今人曾枣庄编有《苏洵年谱》﹑《苏洵诗文系年》，关贤柱编有《苏洵年谱》。（棘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