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思潮。“写中间人物”是评论家邵荃麟从1960年冬到1962年夏提出的文学见解之一。

1960年，《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评论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角度分析《创业史》，高度评价了梁生宝这个新人物的形象。邵荃麟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应对这类人物的艺术创造和理论分析予以高度重视。1961年3月，邵荃麟要求《文艺报》继《题材问题》专题之后再写一篇《典型问题》的专论，提倡人物描写的多样化。他认为，只有题材和人物都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广起来。

1962年6月，邵荃麟在《文艺报》一次讨论重点选题的会议上开始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见解。他说，当前作家们不敢接触人民内部矛盾，现实主义基础不够，浪漫主义就是浮泛的。创造英雄人物问题，作家也感到有束缚。有人认为不能把人物形象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在批评这种观点时、却形成不是正面人物就是反面人物，忽略了中间人物，其实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由邵荃麟主持。他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强调描写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但也要重视对中间状态的人物的描写。两头小，中间大；中间人物是大多数，而反映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品却比较少。把典型说成是“萌芽”的东西，这也对；但从大量现象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看作是典型。他反对那种不是先进人物似乎就不典型的简单化批评。

邵荃麟提出“写中间人物”观点后，曾有较多文章表示赞同，认为“写中间人物”“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有部分评论家对此表示异议，但也并未全面否定写中间人物。到了1964年下半年，在“左”倾思潮日益泛滥的情况下，开始了对邵荃麟观点的激烈批判。《文艺报》1964年7、8期合刊，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两篇文章，引发了这场持续很久的讨伐批判。这场批判，采取断章取义，穿凿歪曲，无限上纲和强加于人的做法，无中生有地攻击邵荃麟的观点。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更把“写中间人物”的见解正式确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8个重要论点之一，称之谓“中间人物”论。粉碎“四人帮”后，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已被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