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继续和深入，但二者之间又有着某些根本的区别。这次讨论在延安、重庆、成都、桂林、上海“孤岛”、晋察冀边区以及香港等10余个城市的数十种报刊上，发表了100余名作者的近200篇讨论文章以及若干种专著，还召开了10余次大型座谈会，进行了广泛探讨和论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题为《论新阶段》(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要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报告提出的这个意见，首先在延安文艺界引起广泛的注意，并联系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展开讨论。从1939年初开始，在延安的《新中华报》、《文艺突击》、《文艺战线》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柯仲平的《谈“中国气派”》、艾思奇的《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萧三的《论诗歌的民族形式》、罗思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何其芳的《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冼星海的《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文章，围绕着如何创造文艺的民族形式和利用旧形式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从1939年夏秋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文学月报》、《西线文艺》以及《大公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报刊上也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先后发表了黄绳的《当前文艺运动的一个考察》、巴人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魏伯的《论民族形式与大众化》、冯雪峰的《民族性与民族形式》等一批文章。在香港地区，以《大公报》为中心展开讨论，许地山、杨刚、宗珏、袁水拍等人都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黄药眠、杜埃、黄绳等人撰文参加讨论。最初阶段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如何创造民族形式、利用旧形式等问题展开，曾出现意见分歧，但未形成论争。

1940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强调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深入。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讨论，逐步由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广泛的论争。1940年3月24日，向林冰在重庆《大公报·战线》上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民族形式应当以民间形式为中心源泉。稍后，葛一虹在重庆《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上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对此提出异议。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论争。向林冰个人先后发表了7篇论争文章。以向林冰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民间形式的批判运用，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运用民间形式的归宿”(方白《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在“民间形式”吗？》)。他们认为新文学是“以欧化东洋化的移植性形式代替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畸形发展形式”(向林冰《再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另一种意见是以葛一虹为代表，他们反对向林冰等人在利用旧形式以及对待新文学问题上的观点，而对民间的旧形式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新文学利用旧形式是“降低水准”(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在论争过程中，胡风发表多篇文章并出版专著，基本上也是持后一种观点。他认为民间文艺“本质上是用了充满了毒素的封建意识来吸引大众”(《论民族形式问题》)。从1940年夏秋开始，对于民族形式的探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潘梓年的《新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潘梓年同志的发言》、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等，针对讨论中的问题提出重要的意见。在重庆、桂林等地召开了文学和戏剧民族形式的座谈会，郑伯奇、默涵、光未然、长虹等人纷纷撰文，逐步地把讨论引向问题的实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中国文化》、《草叶》和晋察冀的《晋察冀日报》、《华北文化》等报刊上、田间、孙犁、左唯央、王实味等撰文，结合当地文艺运动实际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受国民党当局控制的《中央周刊》、《文艺月刊》、《民族文化》等，也发表了唯明、郑学稼等人的文章，对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的文学，是证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怎样表现这一内容，任何文学的形式都可以的。”(郑学稼《论“民族形式”的内容》)

这次讨论和论争，广泛地涉及到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文艺的民族形式、大众化、群众化、旧形式利用、文化遗产继承、“五四”新文学历史评价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