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流派。“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7人，为了与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等7人相区别，世称“前七子”，而称李攀龙等7人为“后七子”。前七子针对当时虚饰、萎弱的文风，在弘治、正德年间，掀起了一场文学上的复古运动。他们诗文观的共同点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前七子的诗文主张，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关于当时文坛，朱彝尊曾经指出：“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曼”。“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引自《明诗综》卷29)所谓台阁诗，多为粉饰现实、点缀升平的无病呻吟；所谓理学诗，多为迂腐干枯、诗味索然的空洞说教。在这样情况下，李梦阳等人高扬秦汉文、汉魏盛唐诗，当然会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巨大的反响。这种文学主张，反映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奋发有为的精神。

虽然前七子关于学习对象要择其高格的指导思想基本一致，但在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上又存在着某些分歧。李、何之争是最为显著的表现。其争论说明了他们在对古“法”内涵的理解不同，因而由此引起的如何法古的认识也有相异之处。另外，徐祯卿《谈艺录》论诗，重情贵实，主张“因情立格”，其看法也与李梦阳有所区别。由此可见，他们在如何学习古人问题上也在思考、探索，并非一味地”食古不化”。前七子的诗文理论也在论争中不断深化。

前七子创作的主要倾向显然与台阁体、茶陵派有所不同。他们中多数人都能面对现实，敢于揭露时弊。李梦阳、何景明的《玄明宫行》、王九思的《马嵬废庙行》、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表现了宦官专权后横行不法、骄奢淫逸的现实题材。

前七子振臂复古，的确产生很大影响，使当时文风为之一变。弘治以来明人汇刻的《唐百家诗》(朱警辑刻)、《唐十二家诗》(张逊业辑刻)、《唐诗二十六家》(黄贯曾辑刻)、《广十二家唐诗》(蒋孝辑刻)等选本，多数只收中唐以前诗歌，可见其文学主张深入人心。此外，它还直接开启了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当然，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从格调方面刻意模拟秦汉古文、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也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这就否定了文学应有的独创品格，也未找到使创作富有生机的现实根源，以致发展到一些前七子追随者模拟成风、万口一喙。这种不良影响，正暴露出前七子诗文主张中的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