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20和30年代新文学界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焦点在于文学功能观的分歧。《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刊登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里对游戏消遣功能的批评，是针对当时的鸳鸯蝴蝶派而言的。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上，茅盾发表题为《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的长篇论文，其中指出：鸳鸯蝴蝶派在思想上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郑振铎在《血和泪的文学》中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鸳鸯蝴蝶派作家则提出，消遣应作“安慰”解，文学的功能是在“安慰他人的苦恼”(胡寄尘《消遣？》)。他们把文学研究会的批评视为“党同伐异”(张舍我《批评小说》)、“同行嫉妒”(星星《商务印书馆的嫌疑》)，他们还提出应该“平心静气，破除成见”、“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读者”等等。

在30年代，瞿秋白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谈谈〈三人行〉》、《论大众文艺》等多篇论文，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评析，其内容大致有如下5个方面：一是“维新的封建道德”、“改良礼教”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二是“笑骂一切的虚无主义”；三是指出，他们虽也以白话从事创作，但有一股“草台班上说白的腔调”，是“清朝测字先生的死鬼的掉文腔调”；四是揭露礼拜六派“很巧妙的运用着旧式大众文艺的体裁，慢慢的渐渐的‘特别改良’一下”，“写成《火烧红莲寺》的‘大众文艺’”；五是批判鸳鸯蝴蝶派的“趣味主义”。鸳鸯蝴蝶派作家则认为，“新文学派”与“礼拜六派”“各有特长”，应“以艺术为中心，不分新旧”，“两派都有好小说”。他们还自以为懂得群众心理，认为章回体小说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因而可以因势利导，把善意的暗示，放在作品里，使听众得到一点好印象”(说话人《说话(十三)》)。

“九·一八”事变前后，鸳鸯蝴蝶派作家写出了大量的“国难小说”。茅盾和郑振铎等认为，他们对章回小说的改良写法，“在通俗教育方面，也还不失为一个利用工具”(引自张恨水《一段旅途回忆》)。1936年10月《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包天笑、周瘦鹃也在上面签名。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席话体现了左翼文艺界对鸳鸯蝴蝶派作家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