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写了大量白话新诗，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1921年8月，他将这些诗作编成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五四”以后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重要新诗集。全集分为3辑，连序诗在内共收诗作57首。其作品突出地表现了狂飙式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讴歌了不断毁坏旧世界、不断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和美好理想。诗集出版后，在新诗坛和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响，《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文学旬刊》、《创造周报》、《创造季刊》、《民铎》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评论。田汉称道《女神》是“纯真的诗”，是诗人“生命之断片”(《三叶集》)。愚庵(康白情)说：“郭沫若的诗笔力雄劲”，“实在是大方之家”(见《新诗年选》)。郑伯奇分析了《女神》的思想和艺术，认为它的出版“实在是新文坛的一件可喜的事！出版界一件可喜的事”(《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张友君在《新诗坛上一颗炸弹》中，认为《女神》中《上海印象》一诗“艺术也恶劣极了，全用些生硬的字”。素数则反驳道，该诗“用些生硬的字”，却恰当地表现出当时的意境，“正是艺术底高明”，《女神》乃是“不朽的诗”(《“新诗坛上一颗炸弹”》)。郁达夫高度度评价了《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功绩，指出：“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女神之生日》)。闻一多则进一步指出：郭沫若的诗不但艺术上“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的出版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五四”新诗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