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9年1月21日，郁达夫的《几个问题》一文在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和槟城《星槟日报》同时发表。文章应槟城几位作者之询，谈了4个问题：一、国内论战题目可作马华文坛的题目，但要看值不值得讨论和讨论者的态度是否直率；二、南洋文艺发展的“根本问题”，只在于“产生出一位大作家出来”；三、开展启蒙运动，首先应让青年们读书；四、文艺大众化是天经地义的，但讨论不及现实推动更有力，而对旧形式的利用，只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手段。郁文见刊后，《南洋商报·狮声》于24日登了耶鲁的长文《读了郁达夫先生的<几个问题>以后》，对郁的观点逐一批驳，认为他否定任何讨论和运动，反对作家深入现实，只指望上天降下一位大作家来，是可怕的取消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狮声》主编张楚琨亦附言作了补充。对此，郁在自己主编的《晨星》写了《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和《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二文作答，又登出辜采繁、李词庸等多人的文章反驳耶鲁。《狮声》也连连载文与郁论辩。《南洋周刊》、《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文学》发表了高扬(流水)的《我们对尔却仍觉失望》等文支持《狮声》。2月22日，适夷的《遥寄星洲》一文载于《晨星》。文章希望论战不再继续下去，并指出：“达夫先生和鲁迅先生、茅盾先生是不同的类型，我们不能以期望鲁迅、茅盾先生者期望他，然而他的纯真的性格，他的强烈的正义感，他的为大众喉舌，革命友人的事业，依然要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这场论争于是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