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出身于楚王同姓的贵族。其故里传说为丹阳秭归(今属湖北)。在楚怀王时期曾任左徒，其职位仅次于令尹。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很有政治才干。起初受到楚怀王的信任重用，“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并受命起草宪令。他热切希望凭借自己的地位与才干实现其政治理想；对内“举贤授能”，变法图新；对外联合齐国，抗击秦国，从而使楚国富强起来。但是他的革新政治的主张与措施触犯了楚国保守的贵族集团的利益，因而招致了他们恶毒的中伤打击。他终于被昏庸的楚怀王疏远，不能再参与国事。他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至楚，以土地诱惑怀王与齐绝交。怀王贪利，改变了外交政策，结果吃亏上当。怀王恼怒，轻率地两次出兵伐秦，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这种形势下，屈原曾被派往齐国，以修复两国关系。但不久，怀王又受秦国欺骗，至秦国讲和，结果被秦国扣留，3年后客死在那里。这期间，屈原已被流放到汉北。楚顷襄王继位后，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受到更残酷的迫害。他又被流放到江南地区，辗转流离于沅、湘一带大约有9年之久。这时，他和人民更为接近，对现实也更为不满，创作了许多作品以抒写孤愤。他见返回楚都已然无望，而秦国的侵略日益紧迫，自己无力挽救日渐危殆的政局，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自沉于汨罗江中，以表明其对祖国的忠贞之情。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25篇，但未标出具体篇目。王逸《楚辞章句》载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和《渔父》，篇数与《汉书·艺文志》相符，但王逸所列篇目，有些很可疑。如《卜居》、《渔父》，恐为后人根据屈原传说敷衍而成，不象屈原自作。《远游》及《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风》等篇，也多异议，难以确定。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明明标明是屈原所作的《招魂》，王逸却系在了宋玉的名下。现在公认可信的有《离骚》、《天问》、《九歌》以及《九章》中的大部分篇章。至于《招魂》，现代学者也多采用《史记》的说法，归于屈原。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气势恢宏的政治抒情长诗，反映了诗人在楚国政治斗争中的遭际，揭露了楚国贵族集团结党营私、违法乱纪、嫉害正人等种种丑行，倾诉了诗人救国无门的苦闷和坚持理想的决心。全诗具有鲜明的政论性，闪耀着强烈的艺术个性的光辉。《天问》是一首用问难的方式表达诗人对自然和历史的批判的诗篇，反映出屈原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九歌》是屈原对楚国民间祭祀乐歌加工，润色而成的组诗，它的写作同楚国巫风有密切关系，其中保留了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同时又赋予了这些故事新的意义。在抒情方式上较多采用了“代言”的形式，即以神鬼本身的语气叙述，直接表现受祭者的思想感情以及动作行为。《九章》的主旨同《离骚》一致，着重表现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情愫，只是在手法上多纪实，少夸张，多直接倾诉，少浪漫想象。《招魂》是诗人根据楚地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创作的，关于其主旨，大体有屈原招楚怀王魂和他自己招自己之魂两说，诗中反映出屈原对祖国乡土热情的眷恋。它在写法上的铺张风格对“赋”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呈现出与《诗经》明显不同的风貌。这与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有关。当时，北方各国早已确立了宗法制度，其文化充满理性主义精神。而楚国进入宗法社会较晚，保留了大量氏族社会的思维内容和文化因子，弥漫着浓重的原始宗教气氛。其人民性格活泼奔放，较少礼法束缚。受这种文化濡染，屈原作品大量吸取神话传说作为创作材料，写人与神游，写人神之恋，写男女情思，均大胆热烈，放言无忌，显得想象丰富，形象瑰丽，气势磅礴，气象万千，与北方文学质实、朴素的风格判然有别。在表现艺术上，屈原作品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其比兴形象较之《诗经》更为丰富复杂，而且互相联系，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在语言方面，屈原作品词采缤纷，高华秀朗，也与《诗经》存在着明显差异。至于体裁，屈原作品就更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了。屈原大胆采用了楚地长期流行的民间歌谣的形式，并以他超群的才华，广博的修养，多方面地吸收各种艺术经验，对这种形式加以脱胎换骨的改造，终于创造出继古老的四言诗之后独领风骚一时的新诗体——“楚辞”。从句式看，这种诗体突破了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或五字、六字，或七字、八字不等，也有三、四字和九、十字的，各种句式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尾句中多用“兮”字，以及“之”、“于”、“夫”、“而”、“其”等虚字，用来变换节奏，协调音节，造成一种深婉悠长、唱叹有致的韵味。从篇制看，这种诗体打破了短章复沓的传统结构，发展为几百上千字的宏篇巨制，如《离骚》长达373句，2490字，成为古今罕见的长诗。楚辞的出现，充分显示出一代奇才屈原的艺术独创性。楚辞不仅在屈原手中成熟，而且一下子在艺术上就登峰造极。楚辞的代表性作品差不多集中在屈原一人身上。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屈原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勰认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鲁迅认为：“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首先，在诗体上，屈原作品为后世提供了新的抒情样式，其后楚辞之作，历代都有。更重要的是，它对五、七言诗的产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赋”这种文体也同楚辞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次，屈原作品开创了完全不同于《诗经》的新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后代的许多著名作家，如李白、李贺等，都取法屈骚，继承和发扬了屈骚的浪漫主义传统。至于屈原的爱国精神与峻洁人格，对后世的影响就更为深刻，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受人们崇敬的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