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抗战爆发前后，为适应抗日救亡的需要，文艺界普遍重视大众化。利用旧形式创作通俗作品成为这时期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围绕怎样利用旧形式问题，文艺界展开热烈讨论。以顾颉刚、向林冰(赵纪彬)等为骨干的通俗文学编刊社，把利用旧形式创作通俗作品喻为“旧瓶装新酒”，主张“将新内容尽可能的装进或增入旧形式中”(向林冰《再答“旧瓶装新酒”怀疑论者》)，认为这是“民族文化运动中的指导原则”(顾颉刚《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论》)，而离开旧形式“企图孤立的创造一种新形式”，“是空想主义的表现”(向林冰《“旧瓶装新酒”释义》)。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救亡日报》也发表文章，讨论通俗化问题。金人的《关于通俗文学的几个疑问》，提出通俗文学的内容、形式、写作等问题，希望“公开地交换些意见”。林娜(司马文森)的《展开通俗运动》，认为关于通俗化问题的讨论不能“忽视了实际干”，主张“尽量利用旧形式来装新内容”。阿英发表《再论抗战的通俗文学》，强调通俗文学创作与抗战“不能有时刻的分离”。此后，关于通俗文学和如何利用旧形式的讨论，在文艺界更大范围展开。茅盾提出“大众所能懂的形式”的3项原则，要求作家“用各地的方言以及民间的艺术形式来写作”(《文艺大众化问题》)，在强调“不能把利用旧形式”“一脚踢开”的同时，指出对旧形式要“翻新改旧”(《大众化和利用旧形式》)。林淡秋也指出：“利用旧形式的过程也就是创造新形式的过程”(《抗战文学与大众化问题》)。《新华日报》刊文反对盲目利用旧形式，提醒不要被“旧形式所利用”(阿《关于利用旧形式问题》)。黄药眠则批评“以利用旧形式比喻作旧瓶装新酒”是“十分不正确的”(《抗战文艺的任务和方向》)。一些有影响的文学组织也积极参加这一讨论。1938年4月，七月社举办有胡风、聂绀弩、吴组缃、欧阳凡海、艾青、奚如等参加的座谈会、多数人肯定利用旧形式的必要，艾青则对此“取怀疑态度”(《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同年5月，老舍代表“文协”主持召开《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安娥、蒋锡金、王平陵、穆木天、王亚平、柳倩、田汉等出席发言。田汉认为，“旧瓶装新酒”“在目前是万分必要的”;“要改革旧东西必须先把握旧东西”，希望“能做到最大限度的通俗化”。王亚平和柳倩则认为：“旧瓶装新酒究竟是有限度的”，对旧形式“可以采用就采用，不能采用宁可打碎了旧瓶的”(《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

这次讨论是30年代初以来“左联”发起的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但多着眼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和具体写作技巧问题，未能接触到如何创造民族新形式的核心，其理论深度和影响因而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