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45年1月，舒芜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论文《论主观》，从哲学上支持胡风的文艺观点。该文认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而当前文艺界的主要倾向是“机械——教条主义”阻碍创作的发展，是缺乏“健全的主观作用”而造成现实主义的不足。胡风在编后记里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并要求大家对此进行讨论。

抗战胜利前后，重庆文艺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舒芜的《论主观》提出批评。黄药眠指责该文曲解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是“在唯心论上面借点机械唯物论来装点门面”。并指出：“无论是一定阶级的主观亦好，无论是一个人的主观亦好，主观是决定于历史社会所赋予的具体的生活条件”，“也就是生活决定了意识”(《论约瑟夫的外套》)。邵荃麟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表《论主观问题》一文，批评主观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了“可惊的曲解”，对斯大林作了“大胆的诬蔑”，认为他们“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是“把历史唯物论中最主要一部分——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忽略了。因此也把马克思学说最精彩的部分——阶级斗争的理论忽略了。离开了社会阶级的观点，仅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点上，去认识主观问题，便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同时，也肯定了“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的动机，肯定了”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的“某种程度的作用”。在此期间，《希望》、《呼吸》等刊物发表了方然等人阐发《论主观》观点的文章。冯雪峰、何其芳、乔冠华、胡绳等人则先后撰文批评《论主观》，认为它所代表的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是有害的非政治倾向。

这场论争，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深入进行，也未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1952年6月，舒芜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论主观》作了重新认识和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