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理论术语。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其后，《毛诗大序》又将“六诗”改称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人多依唐代孔颖达“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及“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毛诗正义》)之说，认为赋、比、兴与风、雅、颂不同，乃是从《诗经》中归纳出的3种重要表现方法。

所谓“赋”，即直接陈述叙写。历代学者对此的看法比较接近。如汉代郑玄讲“赋之言铺”(《毛诗正义》引)；晋代挚虞讲“赋者，敷陈之称也”(《文章流别论》)；宋代朱熹讲“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所谓“比”，即譬喻。历代学者对此的见解也较少分歧。汉代郑众讲：“比者，比方于物。”(《毛诗正义》引)晋代挚虞讲：“比者，喻类之言也。”(《文章流别论》)南朝刘勰讲：“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文心雕龙·比兴》)钟嵘讲：“因物喻志，比也。”(《诗品序》)宋代朱熹讲：“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关于“兴”的涵义，历代学者的解释则各有侧重，不尽一致。挚虞讲“兴者，有感之辞也”(《文章流别论》)，着重于散调“兴”的情感触发的意义；刘勰讲“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在肯定了情感触发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其含义隐微的特点；钟嵘讲“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诗品序》)，所重者则在其含蓄不尽的效果；宋代李仲蒙讲“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突出了外物与情志的沟通；朱熹讲“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更重视的是“兴”以物象作为发端提起下文的作用；现代朱自清则主张：“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综汇前人的意见，大致可以认为：“兴”是以特定物象作为诗的发端提起下文；而下文所抒发的情感正是由这物象所触发的，与这物象存在着内在的隐微的联系；它可以造成一种令人回味不尽的艺术效果。

鉴于中国古代抒情诗发达的实际情况，历代诗论家往往对“比”和“兴”二者更为重视，常将“比兴”并称。刘勰写作《文心雕龙》就曾专立《比兴》一章，集中探讨了“比兴”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特点。唐代的陈子昂、白居易等诗人，更把“比兴”与美刺联系了起来，借标举“比兴”而强调诗歌应有现实的社会政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