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运动。1936年5月，中国诗歌会响应“国防文学”的倡导，提出了“国防诗歌”的口号。蒲风、杨骚、任钧、袁勃、柳倩等纷纷撰文，提倡写作“国防诗歌”。蒲风认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特别需求‘国防诗歌’”。“广义的说来，凡是为反汉奸、反帝国主义而得应有的实际生活(组织，抗争，锻炼)，都应是国防诗歌之所当歌唱”(《怎样写“国防诗歌”》)。任钧要求诗歌“以国防性的主题为最中心的主题”，在诗坛上“普遍地卷起国防诗歌的浪潮”。并指出：国防诗歌有正面攻击(包括一般的抒情诗、叙事诗、大众合唱诗等形式)与侧面攻击(讽刺诗)。这样两条路(《站在国防诗歌的旗下》)。在进行理论倡导的同时，中国诗歌会的成员们还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国防诗歌。广大诗人对此热烈响应。1937年1月，天津草原诗歌会、北平黄沙诗歌会、青岛诗歌出版社、广州诗场杂志社、上海诗歌生活会等9个诗歌团体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呼吁创作国防诗歌。在此前后，上海《光明》、《文学界》等报刊发表了大量国防诗歌作品。同年5月，上海《诗歌杂志》编辑出版了《国防诗歌讨论专辑》，发表了袁勃、史轮、温流等人提倡国防诗歌的文章近20篇，以及臧克家、王亚平、辛劳、方殷、舒群、洪遒等人的国防诗歌。中国诗歌会还编辑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包括穆木天的《流亡者之歌》、杨骚的《乡曲》、任钧的《战歌》和柳倩的《自己的歌》4种。国防诗歌运动的开展，使诗歌在抗日救亡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