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论著作。6卷。吴乔撰。本书为作者晚年所著。书前《自序》讲：“辛酉(1681)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噉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之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中，收有吴乔《答万季埜诗问》1卷，其内容多为本书所包容。

《围炉诗话》诗论的核心是重“意”。吴乔认为，“有意”是“诗之大端”，而词采声韵则是“诗之末务”；自明代弘治、嘉靖以来诗坛最大的流弊，即“不知诗当有意”。他提出“诗中须有人”，也是强调诗歌作品要有“深意”。在重“意”的前提下，吴乔论述了诗歌的特点：“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噉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由此，他力倡“比兴”，认为“比兴”是诗歌达“意”的正途，所谓“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吴乔也讲“诗以道性情”，并阐发了关于诗歌情景关系的见解：“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实际上，他所谓的“性情”，其内涵与“意”基本相同。从“重意”的基本点出发，吴乔在书中以大量篇幅泛论历代诗作，宗唐，薄宋，力贬明诗。他对明代前后七子的诗论主张，可谓深恶痛绝，大加挞伐之余，更加之以“粪汤”、“牛驴”等詈骂之词。因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他便力反其道，尊崇晚唐，结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总观《围炉诗话》全书，可知吴乔主要是继承了儒家正统诗论。他讲的“意”是“是非不谬于圣人”；他讲的“性情”，是“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推重的“比兴”，实质上则是寄托微言大意的一种手段。然而，吴乔又确能兼采别家之说，围绕诗歌的艺术特性，发表了不少精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