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理论文章。梁启超撰。初刊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1册。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黄霖和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1985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平原和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989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均收有此文。此文又曾移作日人柴四郎著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中译本(光绪三十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叙言，惟篇末数句略作改动，以合书序之体。

本文是近代小说理论中产生较早的著名文章之一。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政治改良需要出发，最早从日本引进了政治小说的概念，并给以极高的评价：“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与此同时，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又连续发表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和《经国美谈》(日人矢野文雄著)的中译本，更为中国作家和读者提供了政治小说的样版。数年之后，梁启超又在其主编的《新小说》杂志上大量发表创作和翻译的政治小说，并且亲自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一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使政治小说在中国开花结果，而且产生了大量作品，曾对中国小说和社会变革起过积极作用。这是梁启超的一大贡献。

其次，梁启超接受了严复、夏曾佑和康有为的观点，对小说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及艺术特征给以充分肯定。他认为小说有“谐谑”之特点，往往“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而“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小说“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并进一步引用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的话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于是其结论是：“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这种把小说与经史并列的观点，在当时确为石破天惊、发聋震愦之见。

然而该文也有严重缺陷。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小说，是因为他认为“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拔剑而怒矣”。因而只能用小说以“导之”。换言之，他仍把小说排除于文学之外，认为小说不过是“粗识之无”的“愚人”们的玩艺。他对中国小说的否定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可见梁启超虽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却仍未能完全摆脱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以致自相矛盾，大大削弱了其理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