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儿童文学论争中的一个论题。“童心说”原为明代文学家李贽文艺思想的核心。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童心》)“童心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王阳明唯心主义“良知”说的影响，但李贽论及“童心”时，较强调作家与社会时代、现实生活的关系，具有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李贽以“童心说”为理论依据，把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提高到与诗文并列的地位，打破了宋明理学复古的陈腐见解。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领域，“童心”说理论曾引起一场风波。50年代中后期，儿童文学家陈伯吹针对当时儿童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中忽视儿童特点的倾向，提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编辑同志在审稿的时候，如果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60年代初，这些观点遭到猛烈批评，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断言陈伯吹鼓吹“资产阶级童心论”，是用“童心论”“来抽调儿童文学的党性和阶级性，这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徐景贤《儿童文学同样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种谬论，实质上，不过是以‘童心’反对政治，反对告诉孩子们一些真理，只要资产阶级艺术，不要无产阶级政治而已。”(周骥良《关于儿童文学三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童心论”的批判达到高潮，陈伯吹因此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粉碎“四人帮”之后，儿童文学界重新展开了关于“童心论”的讨论。1979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专门召开会议，重新评价“童心论”。接着，《儿童文学研究》丛刊连续3期发表有关文章共19篇。论者一致认为，“童心”问题的提出，原本属于学术范畴，过去对所谓“童心论”的批判，将其上纲为政治问题，是不对的，是文艺界“左”的思潮的产物。陈伯吹强调儿童文学作家要有一颗童心，是要求作家真正深入儿童生活，了解和体察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特点，他们的思想、感情、语言、志趣以及对事物的理解方式等，以便使自己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孩子们所喜闻乐见，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