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别集。于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著。包括诗集20卷，文集42卷，共62卷。诗集先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于慎行自己刻成。全集则由周时泰于万历三十五年至万历三十六年刻成。叶向高序曾述及刻印情况：“岁甲辰(万历三十二年)，余过穀城，公出其所梓诗命余为序之。余谓公文何以不传？公曰：力不任梓耳。余至白门，以告太学生周时泰，时泰请任斯役。公乃裒其生平所著作，删定厘次，盖又更两岁而始寄余，时丁未(万历三十五年)初夏也。未几而余与公同被纶扉之命，同入都，而公有末疾，卧邸中，不旬日逝矣。逝之日，时泰适告成事，以公集来，并其诗合刻之。”这就是《穀城山馆全集》。四库仅据于慎行自刻的诗集著录，实是不全之本。《四库全书》馆臣议论其诗说：“慎行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其论古乐府日，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不效其体而特假其名以达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其论五言诗曰，魏晋之于五言，岂非神化，学之则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朴而不敢雕，轨涂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若原本性灵，极命物态，洪纤明灭，毕竟精蕴，唐讵无五言古诗哉。其生平宗旨，可以概见。然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公安、竟陵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缅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四库全书总目》卷172)从这里，既可看出于慎行反对模拟的长处，也可看出其诗作缺乏个人突出特色的不足。其文也与其诗一样，较为质朴。但他的诗文创作远远不如矫枉过直的公安、竟陵派富有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