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思潮。唯美主义是曾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一种文艺思潮。“五四”前后，它随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并受到注意。《新青年》从1915年起译载了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数部剧作。陈独秀在《欧洲文艺史谭》中称王尔德与易卜生、屠格涅夫、梅特林克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创造社较注重介绍王尔德的文学思想，曾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译载了他的被称为唯美主义宣言的《杜莲格来的序文》。茅盾曾认为王尔德的思想“和现代精神相反”(《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努力》)，但他主编的《小说月报》12卷5期，仍刊载过《王尔德评传》和王尔德的剧本。闻一多则推崇被称为唯美主义先驱的英国诗人济慈，指出：“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1922年11月26日致梁实秋)。周作人还在《日本近三十年文学之发达》中，介绍过日本文学中的“艺术的艺术派”和“唯美派”。

唯美主义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夹杂在浪漫主义思潮中的。创造社在强调表现自我内心要求时，曾提出要“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叶灵风描写性心理的小说，则明显地表现了享乐思想。弥洒社也标榜“无目的、无艺术观”(见《弥洒》第2期扉页)，它同浅草社一起被鲁迅称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社团(《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田汉早期曾“迷恋过脱离现实的唯美主义”(田汉《我所认识的十月革命》)，他的《南归》等作品在浪漫气息中显出离奇和缠绵，欲求把人生美化。现代文学中受唯美主义影响较深的是新月派。他们曾宣称“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徐志摩《诗刊弁言》)。早期的闻一多唯美主义倾向较突出，他说：“我主张的是纯艺术的艺术”，“我的诗若能有所补益于人类，那是我无心的动作”(1923年3月22日致梁实秋)。在《剑匣》中，他描写了昏死在剑匣光彩中的快乐。他对格律诗形式的严格追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于“艺术最高的目的，是要达到‘纯形’(Pure form)的境地”(《戏剧的歧路》)这一思想的实践。

唯美主义倾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反对“文以载道”旧观念，探索艺术规律的作用，但带有脱离现实的消极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缺乏生长的土壤，20年代末后便逐渐趋于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