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活动。1925年1月4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印发“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两种表格，前者由青年填写，后者由编者寄给文教界知名人士，约请他们各自推荐10部。应约开列书单的有胡适、梁启超、林语堂、徐志摩等78人。胡适、梁启超等人从中国古籍中挑选出《论语》、《孟子》等10部经典著作，作为“青年必读书”。一些读者认为，这样为还没有“充足”的“分别是非能力”的读者，指示出“应该读的书”，是“很好”的(柯柏森《偏见的经验》)。鲁迅从青年应成为“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的“活人”的观点出发，提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主张读“除了印度”以外的“外国书”，它们“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比使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中国书有益，因为毕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青年必读书》)。鲁迅的意见博得有志于更新社会、改革人生的青年的拥护，被认为是“至理名言”、“中国学界的警钟的针砭”(汪静之1925年5月1日致周作人信)。徐志摩则既对胡适等人开列的书单不以为然，认为无助于“青年实际的念书”，又不象鲁迅只号召读外国书。他举出的书单包括《庄子》、《史记》、道施妥奄夫斯基(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柏拉图的《共和国》、卢骚(通译卢梭)的《忏悔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