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潮。它盛行于“五四”时期，其影响则延续到30和40年代。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注重主观情感，强调自我表现。其形成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很大影响。从本世纪最初10年开始，拜伦、雪莱、雨果、歌德、惠特曼，以及与“主观”“自我”有联系的哲学家和尼采、斯宾诺莎、柏格森等的著作，被大量地介绍进中国。他们的个性主义，与“五四”追求个性解放、反抗黑暗现实的时代精神，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使浪漫主义风靡一时，成为当时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鲁迅早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推崇和介绍了以拜伦为主的欧洲浪漫主义，他自己后来的《奔月》、《铸剑》等小说，也都是出色的浪漫主义作品。这时期的许多新文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把文学创作看作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陈衡哲《小雨点·自序》)。冰心的小说和散文饱寓情感，庐隐的小说充满着“主观的热情的呼号”(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许地山的作品带有奇异的色调。在20年代，最鲜明最切实地倡导、表现浪漫主义思潮，并形成一种创作流派的，是创造社、弥洒社、浅草社、南国社和新月派等社团。

1921年创造社成立，即以“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郭沫若《编辑余谈》，载《创造》季刊第1卷2期)为主旨，执着于文学首先是表现自我，然后才与客观人生发生联系的信念。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性。成仿吾批评“从前的浪漫主义”表现的是一种梦想的王宫(《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因此在强调自我的同时，他要求注意“对于时代的使命”(《新文学之使命》)。这便使“内心的要求”有了现实的内容。郭沫若的作品充满着“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郭沫若《沸羹集·序我的诗》)。他的《女神》在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诗形式中，张扬着“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创世工程之第七日》)的澎湃向上的精神，以雄浑的气势、奔腾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奇伟的构思、浓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急骤的旋律，倾泻着他对一切旧现实和传统樊篱的反叛，对新生的祖国和民族的热烈眷恋和礼赞，对自然万物的深情，从而建树了现代浪漫主义的丰碑。他的历史剧创作，把时代精神和主观情感注入到历史事件中，“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孤竹君二子·幕前序话》)。充满了浓烈的诗意和优美的抒情。郁达夫的小说，则以写实的手法、伤感的情绪表现着自我。其作品没有色彩缤纷的奇特场面，大都取材现实，以细致的笔触描写着平凡生活和个人琐事中的复杂情感。他更多的是表现个人理想不能实现时的感伤，表现重压下弱国子民的时代病。其代表者就是他笔下的“零余人”。创造社以“自我表现”反对封建文学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但有时亦流露出“唯艺术论”的倾向。1929年以前的南国社，也注重创作的时代性和社会意义，又以“主情性”构成其浪漫主义特色。田汉早期的戏剧创作想象丰富，情感浓郁，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场景和美丽的形式，表现着带有感伤色彩的人生社会，甚至创造了郁达夫所指出的：“不以事件、性格或观念的展开为目的”，“专欲暗示一种情念的葛藤或情调的流动”(《戏剧论》)的抒情戏剧。田汉的创作，往往是将自己的情感直接投射到剧中人物上，如《获虎之夜》中人物的长篇抒情独白，几乎就是作者自己在直抒胸臆。前期新月派与创造社一样，都主要从浪漫主义文学汲取艺术营养。闻一多的诗歌笔触浓烈，擅长渲染气氛，想象大胆，在奇丽的比喻中变幻情调。他的《红烛》热烈地向往着美好的理想，《死水》则凝聚着汹涌海涛般的情感。早期徐志摩的诗也漾溢着高亢的浪漫情调。他的《志摩的诗》，几乎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徐志摩《猛虎集·序》)。但是，创造社和新月社虽然都倾心于浪漫主义，然而在具体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主张上却有明显的区别。新月派的浪漫主义中，有着更为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他们的格律诗将激烈的主观情感控制在理性之中，收纳在严格规范的形式中，显现着又一种形态的浪漫主义。

“五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进一步变动，新文学家思想纷纷转变，以个性解放为思想基础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由此趋向衰息。创造社、南国社先后转向现实主义。新月派继续追求浪漫主义，但其艺术价值则被其脱离人生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所掩盖，走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对立面。20年代末，浪漫主义思潮受到了严厉的责难，被认为是唯心主义文学，郭沫若甚至称其为“反革命文学”(《革命与文学》)。这以后，虽然在30年代后期纠正了这种“左”的认识，浪漫主义却再也没有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学思潮。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想是不可能消失的，它已在现代文学中留下了广泛的影响。30年代，鲁迅的《故事新编》、艾芜的《南行记》，都是浪漫主义的杰出作品，曾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40年代，徐訏、无名氏在作品中编织着浪漫的故事，而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则以他特有的豪放、热烈、奔放的气势和瑰丽浓郁的诗情，成为继《女神》以后浪漫主义的又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