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思想论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文艺论丛》1980年第3期刊登赵祖武的论文《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关于“五四”新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估价问题》。该文把新中国30年当代文学和“五四”以后的30年新文学加以简单对照，得出结论说：“我们认为前者并没有真正地、完全地继承后者的传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这一传统。”作者是从3个方面进行比较得出上述结论的。“首先从作家方面看”，老作家进入新中国“没有写出更好作品”，“当代新作家在许多方面赶不上鲁、郭、茅等‘五四’前辈”，“再从作品方面看”，当代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日益“标准化”，以至发展到“样板戏”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而“五四”新文学的成功作品中“几乎都是写小人物的”，“当代文学许多作品的思想性往往是显而易见的，而‘五四’新文学代表作的思想意义却显得隐蔽、含蓄、耐人寻味;“再从文艺思想斗争方面来看”，“五四”新文学每次斗争都解放了思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而当代文学的斗争却没有振奋起作家的革命精神，相反，却使之畏首畏尾，甚至搁笔辍耕。赵祖武的这些见解，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新文学论丛》编辑部于1980年11月5日邀集在京评论家、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就赵文提出的问题举行座谈会。与会者中，有的对赵文的基本观点表示赞同，并进一步给予发挥；有的认为赵文立论偏颇、简单化，缺乏说服力。《作品与争鸣》杂志1981年第11期报道了这个座谈会的情况。《文艺报》1981第7期发表了黄修已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一文，不同意赵祖武对前后两个30年文学作“抑此扬彼”式的比较。黄修已认为，对于“五四”后两个30年文学不能只作比较，“也应该注意作联系起来的思索”。后30年文学，不仅其成就同前30年分不开，就是它的缺点、错误，有的“早在前30年已埋下根子”。只比较两者的区别，不注意两者内在的联系，只能给人以割断历史的感觉”。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能够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