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论争。中国新诗自“五四”创立以来，7余年中为促进它的完善和发展，曾有过多次的讨论和争鸣。30年代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为使诗歌有效地服务于救亡运动，曾有过国防诗歌和诗歌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下，为使诗歌更能为工农群众所接受，曾有过诗歌民族化的讨论。但就论题的集中和时间的持久、以及规模的巨大而言，还是50年代和80年进行的两次讨论。

1958年伴随当时的“大跃进”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新民歌创作高潮。周扬在《红旗》创刊号发表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新道路》一文，在肯定新诗已有的贡献后，指出它的严重的未能与群众结合的缺陷：“群众感觉新诗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有些人“醉心于模仿西洋诗的格调，而不去正确继承民族传统”。周扬肯定当时出现的新民歌运动：“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周扬这篇文章从新民歌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号召从内容和形式全面学习新民歌(同时包括学习革命民歌和“旧时代传下的民歌及一切民间文学艺术和民间戏曲”)以改造新诗。周扬预言“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重镇”。到1959年，周扬和郭沫若在《红旗歌谣》编者话中，进一步肯定新民歌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

围绕着新民歌的出现，从1958年开始，《诗刊》开展了“开一代诗风”的讨论，《星星》开展了“诗歌下放”的讨论，《处女地》开展了“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此外，《人民日报》、《文艺报》、《萌芽》等报刊都发有专文，一时形成热潮。这次讨论，在理论上提倡全面学习新民歌，在创作上倡导以新民歌为范式改造新诗，因而导致最初的讨论焦点集中在新民歌和民歌体有无局限性上。

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处女地》、1958年7月号)、卞之琳《关于诗歌的发展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1月13日)等文指出学习民歌不应是形式主义地“机械模仿新民歌最表面的形式”，他们还不同程度地对新诗只能采取古典诗歌和民歌形式的提法提出质疑。这一类意见引起大量的反对，后来发展为批判。随后发表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张光年的《在新事物面前——就新民歌和新诗问题和何其芳同志、卞之琳同志商榷》(《人民日报》，1959年1月29日)、郭沫若的《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诗刊》1959年1月号)。《人民日报》于1959年1月16日对这个时期讨论的内容做出4点概括：一、关于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问题；二、关于新民歌的发展和提高问题；三、关于诗歌的形式问题，包括民族形式和现代格律诗问题；四、关于“五四”以来新诗运动的估价问题。

1959年以后，讨论大量涉及到诗歌艺术自身。《文学评论》为此发表了学者和专家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如何其芳的《再谈诗歌形式问题》、林庚的《五七言和它的三字尾》、卞之琳的《谈诗歌的格律问题》(以上见《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王力的《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和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朱光潜的《谈新诗格律》、罗会德的《诗的节奏》、周煦良的《论民歌、自由诗和格律诗》(以上见《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这些论文使讨论走上了学术化和建设性的方向，一定程度地摆脱了与社会运动同步的附庸状态。

70年代后期，在结束“文革”动乱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以《今天》发表的诗作为代表的、带有现代倾向的“朦胧诗”。这些诗歌的出现标志着新诗内容形式在新时代的变革，为此引发了一场历时甚久、范围极广泛的新艺术论战。这次论战正式开始于80年代。其间虽然也几度受到非艺术思潮的干扰，但大体上保持了较为纯粹的诗歌本体论的特征，它的基本倾向是不同艺术观念的论战。

由“朦胧诗”引发的讨论涉及问题很多，大体可集中为如下数点：诗歌基本克服“假、大、空”倾向后的意象化，导致了懂与不懂的争论；表现时代群体意识向着抒发个人情思倾斜的结果，引发了表现“大我”与表现“小我”的争论;“文革”狂热情绪退潮之后，随时代反思而产生的忧患感，与一贯倡导的乐观精神相矛盾而引出的争论。

1979年公刘在《星星》10月号上发表《新的课题》一文，由谈顾城的诗而发出对一些诗作思想情感及其表达方式的“不胜骇异”的感慨，为此他提出了对待艺术变革需要理解和引导的基本态度。1980年4月在广西召开了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会上，就1978年开始的诗歌创新的现状和趋势初步开展了激烈的争鸣。会后，谢冕于1980年5月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为诗的艺术变革辩护。文章认为“一个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并不单靠本民族素有的材料，同时要广泛吸收外民族的营养，并使之溶入自己的传统中去”，他指出“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文章引起热烈反响，先后有丁力、绿原等人发文反驳。

从1980年8月开始，《诗刊》陆续发表文章对新出现的艺术探索作出反应。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载《诗刊》1980年8月号)批评了诗歌的“朦胧”倾向。自谢冕发表文章使用“崛起”一词之后，继续使用这一概念的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月号)、以及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后二文进一步全面地阐释了“朦胧诗”出现的合理性并肯定其思想艺术价值。这些文章都先后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直至1983年郑伯农发表长文《在“崛起”的声浪面前》(《诗刊》1983年12月号)全面批判“崛起论”后，这一讨论方告一段落。

但围绕“朦胧诗”和“崛起论”的论争并没有结束。自1979年开始到1989年前后，有关文章一直散见各报刊，数目甚大。但集中地表现各方论战状态的，则是1980年至1983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