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争。创造英雄人物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理论上持续争论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自1949年秋开始，到1976年始告结束，长达26年之久。争论的焦点有二：是要把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作为作品的主角呢，还是别的阶级人物也可以作为作品的主角；写英雄人物不可以写缺点呢，还是可以写缺点以显示其从落后到转变的成长过程。周扬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说：“文艺可以描写一切阶级，一切人物的活动，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也只有在其他阶级的一定关系上才能被完全地表现出来。但是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因为工农兵群众是解放战争与国家建设的主体的缘故”。论点立足于为了写工农兵方可描写其他阶级的人物，文艺的主角是工农兵。

于是在文艺界引起了争论。不久在上海陆续出现文章，提出可以把小资产阶级也列入作品的主角。认为文艺固然应该为工农兵，但在政治上既然要团结小资产阶级，就必须照顾；况且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未进入社会主义，依托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并不要消灭这矛盾，而是把矛盾统一了起来；再说共产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城市中大批市民是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是资产阶级，他们都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改变自身，文艺既然要反映现实，就理应去写他们。

1952年，《文艺报》开辟专栏讨论这一问题。不少意见认为，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写得不真实，有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因此必须写英雄人物的“落后到转变”，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丁玲认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典型得象死人一样，毫无活人气息，这些人物都是按主观概念而活动的”。针对这一现象，同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文艺既要反对脱离政治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倾向，又要反对以概念化、公式化来代替文艺与政治正确结合的倾向。

在文艺理论上，此时胡风重印了解放前出版过的《现实主义之路》一书，其中从国民性的特征概括中国民族的性格内容是长期造成的“安命精神”，造成国民心灵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认为这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缺点，作家不应以批判的态度去写它，应该用同情的态度去表现它。

1953年秋，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针对上述论点作了报告，指出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他提出，“决不可把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地位”。至于对写英雄落后到转变的缺点问题，他以为可以写这种过程，但不能看作为英雄成长的典型的过程。他进一步提出，为了要突出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们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之成为人们向往的理想人物，应是必要的。“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同年底，冯雪峰著文不同意周扬的论点。他认为英雄不过是群众的一分子，只有群众身上有的东西，才会在英雄身上出现。因此不能离开普通人民的精神力量去写英雄。他还认为，生活中大量存在着不好不坏，既不能加以肯定又不能加以否定的人物，创造这些人物同创造正面人物是同样重要的。他还批评周扬的“理想化”是违背其真实的，反现实主义的，是把“萌芽写成大树”。

1954年，阿垅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应该写人们身上的“历史负担和社会的根源”。他以为把人物写得通体漂亮，如同神和水晶一般的纯而又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说只有写出英雄人物的缺点，对他们的敬爱才不会象是对抽象的神的敬畏，而是对人的亲切。

1956年，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认为，只要是人，就都是普通的人，因为他们都有共有的思想、感情、欲望、习惯和特点。只要写出其深刻的真实性，就具有特异的色彩。

1957年，唐挚著文认为创造理想化的英雄人物是一个“烦琐公式”，有使作家走向主观臆造以至图解人物的危险。杜黎均也认为，那种观点是“教条主义的”，是开药方似的去列出英雄人物优缺点的百分比，他说只有根据人的性格的历史，去描绘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才是活的人物。巴人也著文说，他不喜欢看有些作品，觉得所写的英雄人物可望而不可即。他主张写英雄人物还须与其他阶级的杂质搀和起来去表现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任何人都具有人类本性的弱点和缺点。

1959年和1961年，王西彦先后著文提出，那种理想人物是按照党章或团章的各项要求写出来的“党的化身”。应该按照实际生活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

1961年李希凡著文针对前述歧见提出批评，他认为反对写具有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的英雄形象，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灵。什么“内心的复杂化”，什么每个人都有毛病和缺点，这些所谓英雄性格的真实，无非是要丑化革命者，美化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1962年，冯牧著文分析当时的作品，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反面教员写得好与否是至关重要的，写得好的并不下于那些描写得很好的正面人物形象。他列举了《红岩》、《红日》、《东进序曲》等作品，内中因为反面人物写得好，使得作品所反映的壮丽的斗争显得更加有声有色，尤其是《红岩》中突出的敌人形象，使得作品增强了它的思想分量和艺术质量。他的结论是：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塑造，“往往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主题的两个方面”。

1964年秋，王朝闻针对把新英雄人物的精神性格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混合物”的论点，著文提出批评。他认为，新英雄人物的性格当然也有个思想改造和思想发展的过程，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他的思想意识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但是不能把过程和特征等同起来，不能因为英雄必然有成长的发展过程，就无视事物发展的质的飞跃，取消英雄所以是英雄的质的规定性；不能把成长过程中所克服了的东西本身当成堪称英雄的标志来描写，不能把成长过程当成成熟了的过程来描写。他又说，新英雄，除了他们那些不可重复的个性外，却不能不体现他们隶属的阶级的共性。每个人的具体态度，不过是体现其阶级共性的特殊形式，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切人情味都是有阶级性的。对写英雄人物理想化问题，他认为典型化不是现象的机械纪录，而是革命理想指导下经过概括集中后的重新创造，所以典型形象既是个性化的，也是理想化的。

同年，邵荃麟在大连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写英雄人物的路子太窄，他们的性格相似，“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他认为，世界上只能有这么几个典型是非常有害的理论，文学创作的人物必须多样化，现实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不怕困难的，也有动摇的，也有偷东西的，违法乱纪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多种多样的”。他认为，人物的复杂，人物的矛盾，既不在英雄人物身上，也不在反面人物身上，而是集中于中间人物身上。他提出作家要写中间人物，写“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典型。以后，刊物上出现了提倡写中间人物的文章，认为生活中因为中间人物的大量存在，作家去写他们，路子就宽了。至于什么是中间人物，有的文章概括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中间人物”论一出，引来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认为它背离了写英雄人物的主旨，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文革”10年，“四人帮”推行极“左”思潮，制造了“三突出”理论，把写“英雄”人物奉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排斥并打击其他题材和主题的一切创作。这一理论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被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