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论争。1979年《河北文艺》第6期发表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认为“歌颂人民、暴露敌人，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而“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那种不‘歌德的’，倒是有点‘缺德’。”文章把写“伤痕”、写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统称为“缺德”而加以否定，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歌德”，否则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争论。《河北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与之争鸣的文章。论争首先集中在如何估计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文艺形势上。一些文章认为《“歌德”与“缺德”》的作者“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一笔抹杀三年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文艺创作和评论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崔承运：“要鼓励作者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其实质是“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问题，是论争的核心问题。一些文章指出，歌颂与暴露，如同肯定与否定，是相反相成、辩证统一的。在今天，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结果，“只有使‘四人帮’之流的危害社会主义的恶势力，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官僚主义之类的旧事物，得到庇护”，而对光明的真正歌颂，也“决不等于应当在生活的矛盾斗争面前背过脸去，用空话和假话来粉饰生活”(于晴：《如此“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