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话剧的别称。初称“新剧”，后称“文明新戏”(简称“文明戏”)。据欧阳予倩云：“新戏就是新型的戏，有别于旧戏而言。文明两个字是进步或者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正当的解释是进步的新的戏剧。最初也不过广告上这样登一登，以后就在社会上成了流行的名词，并简称为‘文明戏’。”(《谈文明戏》)文明戏是我国话剧的雏形，与“五四”以后的话剧不尽相同。

1906年冬，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 一个新剧团体春柳社，先后参加的有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陆镜若、马绛士等。他们接受了当时日本盛行的、在改良歌舞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道白为主要表演手段的新派剧(即浪人剧，亦称志士剧)的影响，改编上演了《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获得成功。此为文明戏的开端。辛亥革命后，春柳社成员回国，组织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在上海演出，引起轰动，表演文明戏的团体遂大量涌现。此时上演的剧目大多表现民主进步思想，艺术上改歌唱为对话，重模仿与写实，使用幕布、布景等。但仍有戏曲的痕迹，如一般没有剧本，常袭用戏曲惯用的“幕表”(即把一出戏的情节梗概、人物上场次序写在大纸上，贴在后台，作为演员演出根据)，大量采用过场戏、幕外穿插、插科打诨等手法。虽无行当制，却依角色性格特征，形成角色分派制，如“能”、“老生”、“小生”、“旦”、“滑稽”等。民国初年，文明戏达到兴旺时期。但到民国六七年却迅速走向衰退。在商业城市恶滥空气的腐蚀下，演出追求利润，迎合市民低级趣味。演员中盛行“烟霞灾”(抽鸦片)，“脂粉灾”(生活放荡)，“没有艺术的目的”，“所演的戏竟至全无意识，不及儿戏了”(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文明戏开始加以改革，终于形成了中国的话剧。